“花儿”第一块碑石
●王维胜
编者按：1月9日，一场文献史料捐赠仪式引起学界轰动，王武明先生将“花儿”理论著作、唱本歌词集、音像制品、“花儿”文学艺术创作文献、词令论文剪贴等，共计5328件弥足珍贵的“花儿”文献，全部捐赠给博物馆。这批集专著、期刊、书刊、剪报、手稿、唱片、录音带、磁带、光碟、照片等文献，是目前国内外数量最多、种类最全、内容最丰富的个人收藏。在众多文献中，有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物被称为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是张亚雄先生集锦的专著《花儿集》。这本珍贵的专著，初版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增订再版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由西北联合出版社出版，西北文化协会印刷厂印刷，甘肃民国日报、兰州新生书店、西宁文化服务社等代售。王维胜的《花儿第一块碑石》这篇文章，具体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以及《花儿集》诞生、增订再版的过程。
张亚雄素有“花儿”研究第一人之称，最早从事“花儿”研究的学者之一。
张亚雄笔名亚子，出生于甘肃榆中连塔乡的平民家庭。幼时在其家乡上私塾，稍长，考入榆中县高级小学，20年代毕业后考入兰州一中。
他的语文和历史老师是张一悟。张一悟在他的学生中，发现了爱好写诗、爱唱“花儿”的张亚雄。因为“花儿”歌颂纯真的爱，控诉封建礼教，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给恋人造成生死苦难，被封建卫道士们称之为野歌，禁止传唱。可在北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著名文人周作人等文艺研究方面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提倡搜集民歌、研究民歌的高潮。他们在京创办了《歌谣周刊》，张一悟把这些情况告诉张亚雄，还找来《歌谣周刊》第82期上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写的《甘肃的歌谣——“花儿”》文章给他看。
当张亚雄看到《歌谣周刊》，看到“花儿”作为山歌已经进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高兴地对张一悟倾诉道：“我很喜欢‘花儿’，那些唱词很美，歌词中将女子比喻为‘花儿’，许多比兴借喻优美让人沉醉，那些语言，胜过了书本和古诗歌。”
张一悟说：“诗歌必须从民歌中汲取养料。‘花儿’是你必须搜集和研究的。”
从兰州一中毕业后，张亚雄受张一悟影响，报考了北平私立平民大学新闻系。
张亚雄在北平上平民大学新闻系时，创办该系的著名新闻家、《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和先后任系主任的徐凌霄、王小隐等报界名流时时在课堂上鼓励同学们搜集、研究民歌。并且，他们在不同场合分别多次鼓励张亚雄说：“‘花儿’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歌，哪一种民歌都比不上它，你是西北人，身在宝山要识宝，希望你在‘花儿’这块处女地上耕耘，必有收获。”
张亚雄的第一篇“花儿”论文就是由徐凌霄先生审定，20年代末在北京发表。
30年代初，张亚雄大学毕业后回到西北，他利用在兰州担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之便，深入甘青宁，广泛与“花儿”爱好者联系。跟学生、牧童、小工、车夫、脚户、水手、农民等交朋友，收集“花儿”唱词。同时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花儿”，并在该报发表歌词和研究文章。近十年时间，张亚雄将征集到的3000多首“花儿”，精选了600余首正式发表。张亚雄先生一生在新闻、文艺评论、散文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版第一部“花儿”研究和集锦的专著《花儿集》，被称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花儿集》对研究花儿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古典“花儿”歌词，开创了搜集、研究“花儿”的先河。
30年代末，张亚雄便多次写信给时任永靖县县长的谢润甫，希望他提供“花儿”素材，谢润甫在案牍劳形之余，走乡串户，广泛采录“花儿”。张亚雄第一次接到谢润甫采自河州的“花儿”后，认为河州“花儿”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题材丰富，风格豪放，语言朴素、率直，能抒发各种不同类型的情感。而且河州“花儿”的“长令”拖腔长，节奏明快，刚健激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河州“花儿”曲调随歌词而变，用河州方言歌唱，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在歌唱中完全能体会到妇女深沉、细腻、真挚的感情和男人诚实勇敢而又刚烈的性格。于是张亚雄决定以临夏为中心，对“花儿”进行采录和研究。而谢润甫在自己采录“花儿”的同时，也积极动员和号召在永靖文学上的同僚及学生、商人、脚户等，积极给《西北民国日报》投“花儿”歌词稿件。就这样，张亚雄便“坐地征花”，先后收集了2000多首“花儿”。其后，他不断扩大范围，在临洮、康乐、岷县等地进行收集、采录1000多首，他对其去粗取精，分类编目，精选了600余首，加以注解和整理，于1940年写成《花儿集》一书。
张亚雄在1948年版的增订再版自序中写道：“花儿集不是一本奇异的书，‘花儿’却是一种奇异的民歌哩！‘花儿’是三言二语的俚俗的呼声，小得和蜜蜂一样的身体，有蜜，也有刺。你说民间没有艺术吗？这就是民间的艺术；你说民间没有文学吗？这就是民间的文学；你说民间没有诗吗？这就是民间的诗。‘花儿’的内涵是诗的意味；‘花儿’的本身却是音乐的形态。从一首歌词的抄录，到一地民俗风土的记载，都是经过反复的斟酌推敲，绝不是率尔落笔的。当时我对于这些投稿和面谈的人物，都有姓名的记载，可惜在空袭频仍的山城重庆，把全部名单给遗失了，现在只记得总数是365人，正因为恰合一年周天之数，所以记在心里，永远没有忘记。”
张亚雄《花儿集》面世非常艰难，作者说：“初版出书于一日数警（警报）烈焰烧天的战时首都（重庆）现在增订再版，又赶上币改后的物价狂涛，我以私人的经济能力，靠着朋友的热情帮助，又来重编印书，与其说是受着发表欲的驱使，毋宁说是研究‘花儿’成了嗜好。为了满足个人内心的爱好，遭遇了几许周折，克服了几许困难，终于成书。”
张亚雄在同一版的引言里，还多次提到民族学家牙含章，亡友于立亭，语言学家、诗人谢润甫等的大名。特别是谢润甫对他帮助最大，他不仅为《花儿集》作前言和民俗注释，还为1948年版的《花儿集》写过《〈花儿集〉校补叙言》。
当张亚雄将自己多年的心血付梓出版时，“七·七事变”爆发。接着作者离开西北原野，日夜惊魂，奔赴战时的陪都重庆。就在战火纷飞、辗转迁徙的旅程中，生命从弹灰里捡起，而把苦心搜集的“花儿”小心翼翼的带在身边，一路护持，始终没有散失。他决心将“花儿”付梓出版，以了自己的心愿。可当他把书稿交到出版社时，出版当局认为，“花儿”是山歌野俗之类的东西，难上大雅之堂，不予出版。于是，他找到了老朋友，时任国民党办公厅主任的贺耀祖先生。（贺耀祖曾任重庆市市长兼重庆防空司令，甘肃省省长）经贺耀祖多次斡旋，最后《花儿集》被送到了国民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进行再审查。此时，郭沫若先生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老看了《花儿集》后，以艺术家的独具慧眼，认为“花儿”是世界上最优美且很少见的民歌，应给予支持。于是在众多友人的关心下，《花儿集》于1940年1月22日，在重庆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作为“花儿”研究专著出版的。
松鸣岩“花儿会”掠影 胡兆萱 陈魁 摄
《花儿集》刚一出版，便引起了各方注意。重庆各大报纸展开了一场有关民歌的大讨论，红火一时。此时正值民族危亡时期，张亚雄编纂的《花儿集》，特别是其中的《抗战少年12首》，用民歌的形式，激励人们抗战到底，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1944年初到1947年4月的3年多时间，张亚雄在青海西宁。在这片“花儿”的故乡，他如鱼得水，利用空闲时间，奔走于田间地头、河畔田野，手拿采录本向当地老百姓请教，并将一些优美的“花儿”抄录下来。1948年秋，当《花儿集》在兰州再版时，又加进去了采录于青海的“花儿”内容，使之更加充实、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