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克义
1月9日，王武明先生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文献史料捐赠仪式在临夏州博物馆举行，这是中国“花儿”学界、临夏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必将写入中国“花儿”学史的一件大事。作为一直坚守在这个领域并酷爱“花儿”的一名文化工作者，自己被这次捐赠活动深深感动、深深鼓舞、深深震撼！
一是挚爱与坚守，留下了这批珍贵的“花儿”文献。这批文献的收集保存者、年届八旬的郭正清老先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花儿”学者。他出生在“花儿”的故乡——临夏，从小痴迷“花儿”，大学毕业后，虽辗转在省州宣传、统战、民族、宗教等部门工作，但对“花儿”的初心不变、痴情不改，坚持收集“花儿”资料文献，研究“花儿”、创作“花儿”，先后出版了专著《河州花儿》，撰写发表了《“花儿”研究十题》等30余篇学术论文，与他人合作录制出版了“花儿”原唱录音磁带、光盘，还创作出版了《转娘家》《赶集》《桑摩尔》等10余部“花儿剧”和“花儿”轻音乐作品。特别可贵的是，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花儿”的保护中，六十余年如一日，视“花儿”与“花儿”文献如生命。功夫不负有心人，六十余年的热爱与坚持，终于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批多达5328件的弥足珍贵的“花儿”文献。
二是责任与担当，促进了“花儿”文献的保护传承。近年来，临夏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先后实施了一大批文化事业发展、文博场馆建设等项目，掀起了文物捐赠的热潮。郭正清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无私的奉献精神，积极表示要将自己多年珍藏和研究的“花儿”文献捐赠给家乡临夏。得知郭正清先生捐赠意愿后，州委主要负责同志十分重视、积极协调，安排有关部门及时与郭正清先生联系沟通，了解这批文献的价值和郭正清先生的具体想法、困难问题，有力助推了“花儿”文献捐赠工作。州委、州政府和郭正清先生为这批珍贵“花儿”文献更好传承保护提供了巨大努力与支持。
三是情怀与情结，让珍贵“花儿”文献“回归故里”。王武明先生是有着深厚文化情怀并热情为家乡文化事业付出的企业家。王武明先生喜欢收藏，他收藏的红色文物、民俗文物、彩陶、化石等颇具规模，不乏精品。去年，他把珍藏的部分彩陶精品、海洋古生物化石等无偿捐赠给州博物馆，彰显了一个企业家热爱文化、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和拳拳真情。当他得知郭正清先生这批珍贵“花儿”文献捐赠给家乡的意愿和存在的困难后，便主动上门、慷慨出手，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并无偿捐赠给州博物馆，使这批珍贵的“花儿”文献正式安家落户她的故乡临夏，填补了州博物馆“花儿”文化史料馆藏的空白，为研究保护“花儿”文化增添了一笔宝贵财富。
这批“花儿”文献是郭正清先生大半生心血的结晶，非常珍贵和丰富。目前所知，这批文献是国内外数量最多、种类最全、内容最丰富的个人收藏，有专著、期刊、内部书刊、剪报、手稿、唱片、录音带、磁带、光碟、照片等共计5328件（份）。从接受清单中可以看到，有“花儿”理论著作919本，“花儿”唱本歌词集258本；“花儿”音像435盘（张），其中1950—1970年代胶木唱片10张，1980—1990年代“花儿”录像带4盘，1980—1990年代“花儿”原唱录音开盘带12盘，1980—1990年代“花儿”磁带101盘，2000年以后“花儿”光碟308张；“花儿”文学艺术创作文献472种（件），其中音乐舞蹈类66种，戏剧曲艺类25种，广播电影电视类19种，小说、诗歌、散文类82种，摄影、美术、书法类280幅；“花儿”词令报纸剪贴1056份；“花儿”相关论文剪贴等1198份；“花儿”相关人物、文化场域照片1000张。这里面既有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还有少量的零次文献。有人曾经以《郭正清与他的“花儿”四库全书》为题，在《甘肃日报》等报刊撰文介绍这批文献，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批文献的珍贵与丰富。
从这批“花儿”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明清以来对“花儿”的记载、吟咏、评介、研究的相关著作。如明代学者解缙、王竑、高弘，清代学者吴镇、叶礼等对“花儿”的吟咏，以及《河州志》《循化志》《洮州厅志》等各类地方史志中对“花儿”的记载。还如1925年3月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发表的《甘肃歌谣——话儿（即“花儿”）》，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花儿”研究的开山之作。有1931年张亚雄在北平所作的《“花儿”序》和1936年8月发表在《甘肃民国日报》上的《“花儿”后序》，牙含章1936年11月发表在《甘肃民国日报》上的《“花儿”再序（连载）》，1936年出版的范长江著的《中国的西北角》等珍贵文献。
从这批“花儿”文献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花儿”收集、整理、研究和创作的丰硕成果。主要包括：1940年1月出版的张亚雄著《“花儿”集》（最早出版的花儿专著），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朱仲禄、唐剑虹、郗慧民、柯杨、魏泉鸣、郝苏民、刘凯、赵宗福、郭正清、雪犁、周梦诗、王沛、汪鸿鸣、滕晓天、张君仁、屈文焜、宁文焕、张润平、董克义、武宇林、杨生顺等等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花儿”研究学者编著的“花儿”集子、研究专著和有关期刊，这些文献所承载的研究成果比较清晰地勾勒了“花儿”产生、演变、发展、成熟、流布的历史脉络。还有数量不菲的有关“花儿”的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歌曲、照片等作品，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花儿”的收集整理、保护研究、创作取得的骄人成果和学者、作家们的不懈努力与亮丽风采。
从这批“花儿”文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花儿”音乐的丰富多彩与独特魅力。430多张（盘）胶木唱片、录音带、磁带、光碟等，包含有“花儿”丰富的曲令，也包括像朱仲禄、王绍明、苏平、马俊、汪莲莲、马永华、何清祥、马红莲、马玉芝、索南孙斌、张存秀、童守蓉等甘肃、青海等省的数百名一代又一代各族“花儿”歌手演唱的精彩音视频。
从这批“花儿”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社会为“花儿”保护、传承和发展所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卓越贡献。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专业院校、相关协会组织和社会贤达等，都重视支持“花儿”的保护传承弘扬工作，比如连续不断举办高规格、高层级的“花儿”学术研讨会、“花儿”讲座、“花儿”展演和大奖赛等等，都为“花儿”的保护传承提供了重要平台、搭建了广阔舞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花儿”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这批“花儿”文献至少具有以下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具有非常珍贵与重要的文献价值。2006年5月，“花儿”被批准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甘肃花儿”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人们把“花儿”喻为大西北的百科全书、活着的《诗经》和大西北的“国风”，除了它流行地区广阔、传唱民族众多、唱词浩瀚、曲调丰富，在研究民间诗学、美学、音乐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地域文化等方面具有珍贵价值外，它的艺术构思也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的传统，成为一种千百年来传唱不绝、有着独具特色和无穷魅力的民歌歌种。所以，“花儿”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花儿”学。但这门学科还缺乏必要的硬件与软件，特别是文献支持。而这批“花儿”文献数量大、种类全、内容丰富，不乏珍本，有些还是孤本，相当稀缺，在全国众多的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样成系统性的“花儿”文献，因此对“花儿”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珍贵、丰富的资料，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第二，是对“花儿”传承保护的重要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我国已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甘肃省颁布了《临夏回族自治州花儿保护传承条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对保护作出解读，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也指出，“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被列入世界级非遗名录的“花儿”，目前保护的任务繁多,诸如“花儿”传统词曲保护、传统“花儿”会保护、“花儿”传承人保护、“花儿”文献保护等，无疑“花儿”文献保护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批珍贵文献中每一本专著、每一张（盘）声像制品、每一张照片甚至每一片文章的形成，都是为“花儿”传承保护做出的努力与贡献。而这次入驻博物馆，更是集中的、永久的、最有效的保存与保护，也是这批文献最佳的归宿。这是临夏对中国“花儿”传承保护的重要贡献，必将对“花儿”的保护传承与研究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临夏经济文化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花儿”不仅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临夏是“花儿”的故乡，“花儿”的两大类型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都产生于临夏。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临夏州为“中国花儿之乡”，把和政县、康乐县确定为“中国花儿传承基地”、“中国花儿保护基地”，永靖县、积石山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中国民歌考察采录地”。“花儿”在临夏这块沃土上播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生了浩瀚的唱词和丰富多彩的曲令，形成规模大小不一、时序贯穿四季的“花儿”会，涌现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花儿”歌手，“花儿”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花儿”文艺作品创作也在不断丰富。正如州委书记郭鹤立所说，“临夏作为‘花儿’的发祥地、传承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各族儿女用‘花儿’抒唱心声、歌唱祖国，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河州‘花儿’已成为临夏各族人民的宝贵文化与精神财富”。随着这批珍贵文献的开发利用，“花儿临夏·在河之州”的品牌内涵将更加丰富、厚实，临夏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也必将得到极大提升，也必将更好在促进文旅融合、助推临夏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独特作用。
第四，丰富了馆藏文物，对推动文博事业繁荣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博物馆是典藏文物的殿堂，也是传承文明的场所和展示地方历史文化的窗口，对内发挥着文化地标作用，对外发挥着文化客厅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近年来，临夏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文博工作，在其大力倡导下，全州掀起了文物捐赠的热潮，仅去年就接收捐赠文物藏品达2.6万余件。这批5328件“花儿”文献的捐赠和馆藏，又是一次盛举，填补了州博物馆“花儿”文献馆藏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州博物馆馆藏链条和体系，这也成为全国各级博物馆中唯一馆藏的“花儿”文献，开创了博物馆馆藏“花儿”文献的先河。正如州委郭鹤立书记在捐赠仪式上所讲：“这次王武明先生捐赠的‘花儿’文献史料十分完整、十分珍贵，不仅填补了州博物馆‘花儿’文化史料馆藏的空白，而且让珍贵的文史资料回到了‘花儿故里’，为我州研究保护‘花儿’文化、推动文博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筹巨资最近动工建设的总建筑面积达61450平方米的“临夏花儿历史博览传承中心”（花儿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的“花儿”文化专题博物馆，这是临夏在中国“花儿”文化传承、保护和弘扬上的大手笔和可贵贡献，它的建成和这批“花儿”文献的馆藏、展示、开发、交流、利用，会让更多的人领略到“花儿”文化的博大精深，会让更多的人品评“花儿”文化大餐、共享“花儿”文化成果，实现“花儿”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弘扬，也会厚植“花儿临夏”的内涵和品牌力量，彰显临夏的精神文化厚度，更好地讲好“十有临夏”故事，建设好美丽幸福新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