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武明所捐“花儿”文献的价值及意义

●董克义

1月9日，“王武明先生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文献史料捐赠仪式”在临夏州博物馆举行，这是临夏文化界、“花儿”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值得肯定和写入“花儿”学史的大事。作为一直坚守在这个领域的文化工作者，被深深感动了，一是因为这批文献的收集保存者年届八旬的郭正清先生，由于他大半生的热爱与坚持不懈，才有了今天这批弥足珍贵的“花儿”文献！二是因为州委、州政府、州文旅局和州博物馆等重视“花儿”文化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学者和热心人士，由于他们的高度重视和不懈努力，才有了“花儿”文化的不断传承与发展，才有了今天这批珍贵“花儿”文献入驻临夏州博物馆的盛举！三是因为像王武明先生这样有着浓厚文化情怀并热情为家乡文化事业付出的企业家，正是他慷慨解囊买下这批文献并捐给临夏州博物馆，使这批珍贵“花儿”文献正式安家落户临夏!

这批“花儿”文献是著名“花儿”学者郭正清先生之藏书，是他大半生心血的结晶，非常珍贵和丰富，就目前所知，这批文献是国内外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个人收藏，有专著、期刊、内部书刊、剪报、手稿、唱片、录音带、磁带、光碟、照片等共计5328件（份）。从接受清单中看到，有“花儿”理论著作919本，“花儿”唱本歌词集258本；“花儿”音像435盘（张），其中1950—1970年代胶木唱片10张，1980—1990年代“花儿”录像带4盘，1980—1990年代“花儿”原唱录音开盘带12盘，1980—1990年代“花儿”磁带101盘，2000年后的“花儿”光碟308张；“花儿”文学艺术创作文献472种（件），其中，音乐舞蹈类66种，戏剧曲艺类25种，广播电影电视类19种，小说、诗歌、散文类82种，摄影、美术、书法类280幅；“花儿”词令报纸剪贴1056份；“花儿”相关论文剪贴等1198份；“花儿”相关人物、文化场域照片1000张。这里面既有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还有少量的零次文献。有人曾以《郭正清与他的“花儿”四库全书》为题撰文在《甘肃日报》等媒体介绍这批文献，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他的珍贵与丰富。

从这批“花儿”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明清以来对“花儿”的记载、吟咏、评价、研究的相关著作。如明代学者解缙、王竑、高弘，清代学者吴镇、叶礼等对“花儿”的吟咏，以及《河州志》《循化志》《洮州厅志》等各类地方史志中对“花儿”的记载。还如1925年3月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发表的《甘肃歌谣——话儿（即“花儿”）》，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花儿”研究的开山之作。有1931年张亚雄在北平所作的《“花儿”序》和1936年8月发表在《甘肃民国日报》上的《“花儿”后序》，牙含章1936年11月发表在《甘肃民国日报》上的《“花儿”再序（连载）》，1936年出版的范长江所著《中国的西北角》等珍贵文献。

从这批“花儿”文献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花儿”收集、整理、研究和创作的丰硕成果，包括1940年1月出版的张亚雄著《“花儿”集》（最早出版的“花儿”专著），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唐剑虹、朱仲禄、雪犁、柯杨、赵宗福、郗慧民、魏泉鸣、王沛、郭正清、汪鸿鸣、张君仁、宁文焕、屈文焜、张润平、董克义、武宇林、滕晓天、杨生顺等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花儿”研究学者编著的“花儿”集、研究专著与有关期刊，这些文献所承载的研究成果较清晰地勾勒了“花儿”产生、演变、发展、成熟、流布的历史脉络。还有数量不菲的有关“花儿”的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歌曲、照片等作品，从中可以了解到“花儿”的收集整理、保护和研究取得的骄人成果与学者、作家们的不懈努力及风采。

从这批“花儿”文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花儿”音乐的丰富多彩与独特魅力，430多张（盘）胶木唱片、录音带、磁带、光碟等，包含有“花儿”丰富的曲令和像朱仲禄、王绍明、苏平、马俊、马永华、何清祥、马玉芝、索南孙斌、张存秀、童守蓉等甘肃和青海等省区的数百名一代又一代各族“花儿”歌手演唱的精彩音视频。

从这批“花儿”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级政府、专业院校、相关协会等组织和社会贤达为“花儿”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比如赓续不断的各种“花儿”学术研讨会、“花儿”讲座、“花儿”展演与大奖赛等。

首先，这批“花儿”文献，具有非常珍贵与重要的文献价值。2006年5月，“花儿”被批准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甘肃花儿”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人们把“花儿”喻为大西北的百科全书、活着的《诗经》和大西北的“国风”,这除了它流行地区广阔、传唱民族众多、唱词浩瀚、曲调丰富，在研究民间诗学、美学、音乐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地域文化等方面具有珍贵的价值外，它的艺术构思也继承了《诗经》赋、比、兴的传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千百年来传唱不绝的有着无穷魅力民歌歌种，所以，“花儿”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但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来说，我们看到他还建设得不系统，设立的门类不太完善和科学，缺乏必要的硬件和软件，特别是文献支持。所以，这批“花儿”文献对“花儿”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其次，它必将对“花儿”这项列入世界级非遗名录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研究与繁荣发挥重要作用，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保护任务繁多，诸如“花儿”传统词曲、传统“花儿”会、“花儿”传承人、“花儿”文献保护等，无疑“花儿”文献保护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目前我国已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甘肃省颁布了《临夏回族自治州‘花儿’保护传承条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解读，所谓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情报的最基本手段。“花儿”文献也如是。这批弥足珍贵文献的捐献与博物馆的保存，是最佳归宿，随着他的珍藏和以后的科学开发利用，必将对“花儿”的保护、研究、发展与繁荣发挥重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再次，对“花儿临夏，在河之州”品牌打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临夏是“花儿”的故乡，“花儿”的两大类型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都产生于河州。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临夏州、岷县为“中国‘花儿’之乡”，把和政县、康乐县定为“中国‘花儿’传承基地”“中国‘花儿’保护基地”，永靖县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中国民歌考察采录地”。“花儿”在临夏这块沃土上播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生了浩瀚的唱词和丰富多彩的曲令，形成规模大小不一、时序贯穿四季的“花儿”会，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优秀“花儿”歌手，“花儿”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与“花儿”相关的文艺作品创作不断丰富。正如州委书记郭鹤立所说：“临夏作为‘花儿’的发祥地、传承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各族儿女用‘花儿’抒唱心声、歌唱祖国，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河州‘花儿’已成为临夏各族人民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再加上这批丰富珍贵文献的馆藏和开发利用，使我州正全力打造“花儿临夏，在河之州”品牌的内涵更加丰富厚实，效应也必将更加显现与突出，临夏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也必将更加提升，也必将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助推地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独特作用。

第四，这批珍贵的“花儿”文献丰富了州博物馆馆藏文物，厚植了“花儿临夏”的内涵和品牌力量。州委书记郭鹤立说：“这次王武明先生捐赠的‘花儿’文献史料十分完整、十分珍贵，不仅填补了州博物馆‘花儿’文化史料馆藏的空白，而且让珍贵文史资料回到了‘花儿故里’，为我州研究保护‘花儿’文化、推动文博事业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