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夏旧时光

●立 新

如今的夏日乡村和从前相比，既有不变的底色，也有不同的面貌。

没变的是蝉鸣依旧聒噪，烈日依旧高悬，树荫还在，溪流也照旧潺潺流淌，农作物在蓬勃生长，趋向成熟。

不同的是，乡村里人少了许多，尤其是少年和青壮年，看不到吹着牧笛放牛的孩子，也见不到行走在田野里的壮实青年。我60多岁的三叔和80多岁的父亲，在塘边舀水浇地。三叔跟父亲说：“王村三岔口的羊厂有不少羊粪，可以挑些回来当肥料。”父亲叹道：“路太远，挑不动了。”三叔又说：“那我明天帮你挑点回来吧。”

傍晚时分，落日像一颗硕大的咸蛋黄，贴着山尖缓缓下沉，其光热的威力速减。天闷，蜻蜓都贴地低飞，一只只的，群飞乱舞，却不会互相碰撞。

池塘里的翘嘴鱼也浮到水面吐泡泡，人一靠近，就“哗”地一下全钻得没了影，等人走远了，又重新浮上来。

天是瓦蓝的，水是清碧的，一间间红瓦屋藏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间。叶动瓦现，叶静瓦隐。

天还没全黑，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伙趁着还亮的天光，把凉床当饭桌摆在院子里，吃的是稀饭馒头，就着咸豆角、咸鸭蛋，再添一两碗自家菜园摘的时令蔬菜。

晚风轻轻吹过，暂时吹散了暑气，一家人围着凉床坐下。爸爸在，妈妈在，哥哥在，姐姐在，弟弟在，妹妹在。这哪里是一顿普通的晚饭，明明就是一场盛宴，一场专属于亲情的盛宴。

可如今，夏日黄昏的乡下小院里，再也凑不齐这一大家人了。当年的孩子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天南海北，各有各的生活要忙，再也凑不齐整。只能隔着手机屏幕，在视频电话里“聚”上一回。

夏日乡村的夜晚，蚊虫多，总爱绕着人飞，叮咬露在外面的皮肤。从前是点艾烟、熏蚊香、挂蚊帐，现在往身上抹点驱蚊液，或是干脆把空调打开，室温降下来后，蚊虫也就安分待着不咬人了。

萤火虫出来了，一闪一闪的，是夜空里的精灵，又似掉入人间的星星。夏虫不可语冰，它们的生命虽然极其短暂，但从古至今，依然要发出自己的光和声音。

青蛙或是蹲在水里，或是藏在田里，或是安坐在路埂上，呱呱地放声叫着，把原本安安静静的乡村夏夜搅得热闹起来，走夜路的人听着这声响，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只是现在，还有人走夜路吗？似乎，已经没有了。

——摘自《今晚报》

概谈“义门”：淳风厚俗仁德范世

●陈延斌 杨威

所谓“义门”，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类家族大多出于民间，累世同堂，以“义”为名。他们并非名门显宦或商界翘楚的后裔。他们始于庶族百姓，因礼义为先、治家有方、堪称表率而屡蒙皇帝旌表而垂范后世，故可言之：淳风厚俗，仁德范世。

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一部家族史。或是由于对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经济的依赖，或是深受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集权政治的影响，抑或是由于崇尚“天人合一”的儒家伦理的熏陶，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应运而生。他们通过家训文化、家族规范来明确等级、规范行为、培育子孙等。家族成员在高度认可的规训中和谐相处，从而使得家族繁荣发展。随其影响力的扩张，也受到朝廷及皇帝的认可，从而被赐予“义门”之名。“义门”之“义”，即“孝义”，“门”乃“门户”，即指家族，故而“义门”即是指以“孝义”治家的累世同居之家，且门风纯正堪为天下典范的家族。

“义门”的核心特征为一个“共”字，即祖先共祭、财产共有、成员共居。首先，祖先共祭。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祖先崇拜一以贯之，《史记·礼书》中记载：“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源于对赐予生命的感恩，盖敬祖先尽人子孝思之诚，祭祖成为“孝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义”字当先的义门家族，其对于祖先的供奉与祭祀亦是重中之重。在义门家族，对于祖先的祭拜具有鲜明的“共”字特征，不论是祠堂的设立还是祭祀大典的举办，都详细规范了每一个家族成员所应承担的具体义务，因而祭祀不再是嫡长子一人之事，而是整个家族的共同义务。其次，财产共有。义门家族的财产既是共有的也是共通的，义门家族的土地公有，共同生产，财务根据尊卑、老少、男女、壮弱等统一分配。最后，成员共居。“聚族而居”是中国传统家族的重要特征，其最早出现于两汉时期。如《后汉书》中所记载的：“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是此风盖起于汉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兴盛，“这一时期见诸史籍的义门同居大家庭，凡24家”。唐宋时期江州陈氏达到了3900口人同居共食。义门在宋元明时期最为繁荣，据《元史》记载：“其累世同居者，则有休宁陈震雷，池州方时发，河南李福……复别为之传云。”其间，成员同居随历史的发展从三世到五世甚至出现了延续十五世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义门”的出现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但实质上亦是中国“家”文化的缩影，是对中华民族独有的“国家”的生动再现，并深刻阐释了“义”字当先的中华文化内涵。回顾传统，“义门”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中最亮丽的风景，它的出现为家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种符合社会经济状态、政治需要、文化伦理的范本。对“义门”的探究是对于传统的尊重，或是“孝义”为本的传家之道，或是“勤俭持家”的经营方式，或是“奉公勤政”的为官之本，于今而言，仍大有裨益。

——摘自《中国古代家风范例》

积善余庆

——明代思想家袁了凡的家风故事

●匡济

积善余庆这个成语来自《周易》，而且出现的位置很靠前，在六十四卦中属于第二卦“坤”，可见其重要程度。

在古代众多家训著作中，有一位先贤将积善余庆作为重点内容，写到了他所著的书中，用以训诫子孙多做善事，造福他人。而他本人，也是深受积善余庆之家风的影响，将行善当作了人生的事业。

这位先贤名叫袁黄，他还有一个名字——袁了凡。在海外华人界，袁了凡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因为他那本名为《了凡四训》的家训书，至今仍是海外许多华人家庭教子的“圣经”。

袁家本是地方上的富豪大户，素有仁善之风，他的先祖——号位为杞山先生的人物，学问高深，却对做官没有兴趣，因为其兴趣在于如何引导更多的身边人行善积德。为此，这位杞山先生以自己的财力为支撑，与一帮同道中人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义务帮助乡里邻居，倡导仁善，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

不料时局动荡，遇上了朱棣起兵争夺皇位。因为袁家曾与建文帝麾下臣子有过往来，政治情感上也倾向于建文帝，结果遭到朱棣迫害，许多家人受难，产业也被没收一空。杞山先生只得带着母亲远遁他乡，隐居山中。

此后朝廷大赦，袁家免罪。杞山先生的儿子，也就是袁了凡的爷爷袁颢，虽有好学问，却如杞山先生一样，没有去参加科举考取功名，而是选择了在民间行医救人。袁颢的行医救人不同于其他医生，他不仅医治肉体之病，更重在治愈一些德行上的毛病。如他曾给一不孝之人看病，把脉之后，称脉象中含有不孝之症，不改正的话，会有灾祸临头，以此警醒这位不孝之子。

袁家的女人也极为仁善，如袁了凡的母亲李夫人，在袁了凡父亲去世之后，她承担起了教育之责。其实这位李夫人是一个继母，但这个继母对所有孩子都视如己出，还按时带着他们祭奠他们的生母。在平时生活中，李夫人则十分节俭，将多余的钱财拿来接济周围的人。最令人感慨的是，当时有一户沈家，为袁家世仇，在得知其家人重病、家境没落后，袁家不计前嫌，袁了凡的父亲主动上门诊治，李夫人则带头出来组织捐款，最终化解了两家的世仇，成为世交。

这些先辈的仁善之举，都被记录在一本叫作《庭帏杂录》的家训书籍中，而这本书籍，正是包括袁了凡在内的几位子孙共同撰写的，那都是他们对于先辈训诫的一段段记忆，也是吉袁家家风的沉淀。

其实按照袁家的态度，袁了凡应该在民间行医救人，而不是考取功名为官。对于他为何一反家中传统，出仕为官，有许多神化了的说法，比如有人算命他要做官之类的。从袁了凡为官之后，以手中权力尽力造福百姓来看，大约是仁善家风传到他这里后，有了另外一种发展——同是行善，做官与行医有何区别，若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做官，何不一做？或许能救助更多的人呢。

比如朝鲜。

袁了凡做官之后，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大明朝出兵救援，袁了凡以兵部官员的身份入朝作战。因为身负绝学，在这场“抗日援朝”战争中，袁了凡先生立下了奇功，在击败日军主力的平壤大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日本方面的史料称他还曾单独率军，击败一支数量不少的日军。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不仅未得到封赏，反而遭人陷害，被罢职回家。

与先祖遭到朱棣迫害，却并未放弃行善之念，转而行医救人一样，遭到朝廷不公对待的袁了凡，也并未从此变得冷漠厌世。对他而言，这不过是表明做官行善这条路走不下去而已，那么就应该另寻他途。

在平静居住于乡间的岁月里，袁了凡开始接受佛学中关于行善积德的思想，并将其与袁家的家风家训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一部名为《了凡四训》的书籍。其中主要的思想，就在于鼓励子孙要用改过和行善的方法，来主导自己的命运，创造幸福，贡献社会。

这部凝结了袁家家风智慧的书籍，影响了后来许多人，比如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根据《了凡四训》的精神，将自己的名号改为“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摘自《成语背后的家风故事》

家乡的茶凳

●吴良伦

你见过一只脚的凳子吗？我的家乡皖西南龙池村就有，采茶时少不了要用到，叫茶凳。

采茶机有着人工不可比拟的效率，可是家乡茶山地形地貌独特，加之茶农笃行传统，依然一芽一叶、一芽两叶手工采摘。手工采摘自必用到茶凳。

龙池村纬度低、海拔高，寡日照、多云雾，土壤里富含腐殖质与砂砾岩，利于茶树根须深入汲取精华。有村就有茶，这里种茶历史少说也有400年了。种茶、采茶、焙茶、卖茶固然不轻松，可那是全家一年的活计营生，茶农乐在其间。

除了地理、气候、土质因素，时间与茶叶的成色和品质也有直接关联。“明前茶”“雨前茶”属春茶里的上品，采摘自是耽搁不得。“春争日，夏争时”，进入采茶季，每天太阳尚未出山，茶农们草草扒拉几口早饭，臂弯挽着装有干粮午饭的竹篮，手里提着高低大小不一的茶凳，兴冲冲朝茶山进发。

我不知道别的产茶地区是否也有茶凳，家乡人所用的茶凳，呈T字形，上面的一“横”系一块被刨得光滑平整的长方形厚木板，下面的一“竖”为一根密实耐磨蚀的圆木。茶凳的高低、凳面的大小，没有统一模式，全然根据采茶人身高和平时坐姿而定。

采茶既要讲质量，又要赶进度。一入茶季，天气开始转热，茶农晚上制茶，白天采茶，日复一日，睡眠不足，“站着都能睡得着”。再者，成天头低得如鸡啄米，人累得筋酸骨痛，极易犯困，此时稍一分心走神，就可能一骨碌滚下山。坐在茶凳上就不一样了，好比有了“定海神针”，腰身得到解放，安逸轻松了好些。

采完这棵转摘那棵，不到傍晚不收工，采摘间隙，有人先是低声继而放声，唱起《天仙配》《荞麦记》《夫妻观灯》。黄梅声腔在高低浓密的茶树中，冲过来撞过去，所有的疲惫困乏似乎一扫而光……

夕阳滑落西山，茶青在竹篮里探出了头，茶农结伴而归，这些茶青接下来进入摊放、杀青、揉捻、烘焙等系列工序，茶香飘荡在村子上空……

——摘自《人民日报》

利令智昏

●兰建华 毛兰淏

赵胜，即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

战国时期，秦国派大将白起攻伐韩国。不几天，秦国便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断绝了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北）的交通。上党守将冯亭看到野王已经失守，认为上党也会保不住，与其让秦国占领了上党，还不如亲手把它转交给赵国，韩国就可以和赵国联合，共同抵抗秦国。

当冯亭派人把上党的地图带给赵孝成王时，赵孝成王左右为难，他不知该怎么办，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议。其中，大臣赵豹劝赵孝成王不要接受，他指出，无端接受别人送来的东西，就会引起祸患，韩国之所以把上党献给赵国，目的是想让秦国把矛头指向赵国。可是赵孝成王并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又和平原君赵胜商议，平原君认为即使发兵百万，一年半载也不一定能攻下一座城池，现在却不费一兵一卒，就可得到上党的土地，决不能坐失良机。

赵孝成王听了平原君的话，非常高兴，于是派平原君到上党去接受土地，并封冯亭为华阳君。

然而，没过多久，赵国就大祸降临了。因为秦国看到即将到手的土地却被赵国占领了，便派白起去攻打赵国。后来，赵孝成王又中范雎的离间计，派出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迎战，结果秦国在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国士卒四十多万人。赵国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单独和秦国对抗。

——摘自《成语里的廉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