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克义

（接8月4日4版）

宋代，这里很长一段时期被吐蕃占领，熙宁年间王韶开拓熙河才把吐蕃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元明时期，漠北蒙古人以及中亚西亚的回回人、色目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进入这一地区，融合当地藏、汉、土等民族，形成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正是由于历代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实行的统治和开拓疆土的战争，不同民族的东迁、西迁，中原、南方的移民，各民族的杂居、融合，使这里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正是由于河州地区多民族的迁徙、聚居、角逐、繁衍，多民族互动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往与交流造就了河州地区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共存的区域文化特征，成为多民族杂居的典型区域，亦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花儿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地域与历史背景和土壤中产生并不断发展成熟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色彩斑斓的民族特色，蕴含有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基因。对此，李生贵教授说：“河州花儿流行地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为花儿在汉、藏、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裕固等多民族共享提供了共同的地理环境，同一地域各民族相同或相似的生产劳动和经济生活条件，影响和决定了该区域文化审美价值的趋同和文化共享路径，花儿在这块沃土上由各族人民的培育和浇灌下生根、开花、结果。”

花儿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生活在古河州地区多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晶。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花儿形成的认识也趋于全面和科学。王沛先生在其《中国花儿的原生特征和文化价值》一文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花儿形成的视角，他说：“从历史的传承、保留的音调、早期唱词及遗留的民俗等分析：河州花儿承袭着彩陶文化的流韵，映射着《诗经》的原生态，是秦、南北朝时期羌、汉民歌融合而具雏形，后经隋、元时期汉族及汉化羌族、藏族的演唱逐渐形成和完善，明代以后，经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等民族的演唱和传播，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陕西宝鸡以西、四川若尔盖一带及西藏部分地区也有流传，成为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和部分藏、裕固等民族都喜爱的山歌。”

花儿蕴含的多民族文化基因

花儿内容记录了各民族的爱情生活、社会生活，是大西北各民族的心灵史、发展史和百科全书。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感情，情歌是所有民歌的永恒主题，当然也是花儿永恒的主题，内容丰富。传统的爱情花儿一般从赞美爱慕、试探追求、热恋、别离、相思、重逢、情变、抗争、婚外恋、悲剧、训诫等方面，反映了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并借以抒发种种类型不同的感情，可以说是西北人爱情生活的长轴大卷。

花儿除反映爱情生活外，还反映了跨越时空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丰富、广阔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被誉为“活着的《诗经》”“大西北的国风”“西北的百科全书”。产生于旧时代的大批传统花儿，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它们的反动本质，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历史，当然也反映了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为了理想和幸福不屈不挠、奋起反抗的悲壮历史，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比如西北是祖国的边疆地带，历史上这里军阀割据、穷兵黩武，战火频仍，人民遭受兵燹之苦，花儿对此进行了血泪地控诉：

苦胆的锅锅里熬黄连，

马步芳当上了长官；

抓兵要粮的又派款，

骨头里熬出了青烟。

马步芳坐了个兰州城，

河州城拨了个新兵；

娘老子心痛者地面上滚，

四乡里动了个哭声。

这两首花儿描述的血淋淋的悲惨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还如“保甲长好比是催命的鬼，乡镇长好比个阎王”“逃兵者家里们不敢站，山沟里爬给着亮了”“当家的阿哥兵抓上，活扒了尕妹的心肝”“百姓们难寒者活不成，硬逼者黄河里跳了”。这些花儿展示的旧时代大西北各族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与杜甫的“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光别》《无家别》）类似，撕心裂肺、痛彻骨髓。

同样，更多的花儿作品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获得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的喜悦，如：

春风们一吹者万花儿香，

花心上，尕蝴蝶对对儿飞翔；

共产党一来者得解放，

高原上，

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

俊不过太阳的光彩；

幸福的大路共产党开，

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可以说，花儿记录了各个时代花儿流行区各族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松鸣岩花儿会掠影 王青青 摄

花儿和《诗经》一样，也是一种民俗文化载体，在歌咏爱情主题的同时，描绘和记述了诸如服饰、饮食、居住、行旅、耕作、放牧、狩猎、樵采、贸易、婚嫁、节日、游艺、祭祀等广泛领域的民俗生活，恰似一幅幅西北各族人民色彩斑斓的民俗画卷，成为西北各族人民民俗文化生活的珍贵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他对研究大西北地域文化具有很大价值。对此，花儿学者武宇林女士有着明锐的认识：“中国西北花儿民歌在歌咏男女爱情的同时，也形象生动地记述着西北地区丰富多样的活态的民间生产方式、日常生活、传统节日等风俗习惯，这对研究民族社会心理、民众情感模式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花儿犹如一扇西北民俗文化的窗户，反映着西北地区的社会变迁、时代发展及西北人民的生活百态，为学者提供了研究西北民族文化及风土人情的鲜活素材。”甘肃省民协原主席王贵生教授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花儿业已成为一种民俗文化载体，也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确实，从花儿反映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抒发种种类型不同的情感生活，还反映跨越时空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丰富、广阔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内容，这些共有的内容是决定花儿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决定因素之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花儿蕴含有多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大西北各民族的心灵史、发展史和百科全书。

花儿演唱

花儿的语言保留有多民族的母语，反映了民族语言的交流融合。传统的河州型花儿都是用河州汉语方言演唱的。演唱河州型花儿的民族有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蒙古、裕固等民族，但演唱是都用汉语方言演唱，这是花儿演唱上的重要特点和奇特现象。这种现象正是由于历代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实行的统治和开拓疆土的战争，不同民族的东迁、西迁，中原、南方的移民，各民族的杂居、融合，这里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正如郝苏民先生所言：“阿尔泰语系各语族、各语种的民众和汉藏语系部分语族民众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在这里的大交流、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以阿尔泰语系各语言特征为底层、并裸露十分明显地与河湟地区汉语言所融合的一种特色鲜明的语言，而这种汉语正是花儿这一多族民众在共同生态环境下铸造、打磨的口承民俗——花儿的载体。”。

河州汉语方言也就是河州话，是花儿的母体，花儿中存留有许多古汉语遗存和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语言痕迹。

首先，花儿中存留有许多古汉语遗存，许多古汉语词汇在今天的河州汉语方言中广泛存在和运用。如：

盘缠：旅费。元代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中，有一段窦天章与蔡婆婆的对话（蔡）：“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兀的是借钱的文书，还了你，再与你十两银子做盘缠。……”（窦）：“多谢了，婆婆，先少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今又送我盘缠，此恩异日必当重报，”花儿中有“哭下的眼泪（啦）调成面，给阿哥烙下的盘缠”等。

白雨：暴雨或冰雹。唐代李白《宿缎湖》诗中“白雨映寒山，森森拟锰竹”，宋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中有“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之句。花儿中有“黄啦啦云彩大点子雨，庄稼哈白雨们打了。”

河州汉语方言中广泛存在古汉语词汇，还如撺掇、孤拐、跷、熬煎、荤腥、抽替、裹肚、乡老、头面、背花、顶缸、打尖、联手、汗禢等，这些都在花儿中大量存在和运用。

花儿会场

其次，河州话的语序、节奏和音调对花儿歌词的结构、节奏和音调有着深刻影响。“河州话的语序与普通话的语序有显著的不同。普通话的语序是：主语——谓语一宾语和动词——受事的词序排列。河州话的词序是：宾语在前，主谓语在后，宾语与主谓语实词之间，有一个虚词连结，并将否定词和数量词后移，使名词和动词的位置互换，形成复合句尾。河州话的这种词序排列方式是对普通话的词序排列方式的颠倒，所以一般人说起河州话，认为那是‘倒装话’。”对此，著名花儿学家张亚雄指出：“河州话倒装句的语系，打破中国语原有的固定顺序。河州话的造句，宾词在动词的前面，而且主词往往被省略。”比如：

普通话：你吃饭来！

河州话：饭哈吃来！

普通话：开门来！

河州话：门哈开来!

普通话：我想你了！

河州话：你哈想了！

这种语序在花儿歌词中的运用很常见，如：

“清茶哈不喝了奶茶哈喝，渴死了凉水哈嫑喝；晌午哈不吃者也中哩，后晌哈吃个的要哩”等。

据郭正清先生考察与研究，河州话的这种不同于普通话的语言实词和语言虚词的排列形式，在河州花儿中表现出来，形成鲜明特色。他认为：一是河州花儿句子中三字一顿占主要地位，这与河州方言的语词结构有关。二是花儿中的单双句差异结构，即一、三句单字结尾，二四句双字结尾的构句形式，也源于河州方言的语序和语法形式。三是花儿中一、三句长，四顿十个字；二、四句短，三顿八个字的句式特点来自于河州方言问句长而上扬，答句短而下行的特点。这应该是符合花儿语言实际的。

其三，花儿语言中遗存有大量的羌、藏语言。羌族、藏族是河州地区最古老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经历了多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但对河州话的形成影响很大，当然，这也必然影响到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地域文化——花儿。比如：

唐述：古羌语，鬼窟之意，炳灵寺唐述窟之名来源于此。

允吾：古羌语，西汉时设允吾县，治所在青海民和县。

擦瓦：藏语“青稞酒。有花儿：“青稞啦煮下的尕擦瓦酒，尕盅子太嫑叫满的。”

夹磨：藏语“吉姆”的转音词，商量之意。河州方言中的常用词汇。有花儿“娘家人不成是嫑着急，好好地夹磨的要哩。”

漫花儿

不仅河州话与花儿中有大量的羌、藏语汇，而且河州话的语序排列形式，也受其重要影响。“河州话的语序排列形式，与古羌族，今藏族的语序排列方式是一样的，河州话是在羌语——藏语占主导的语言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按照羌语——藏语的音调、语序讲汉语的特殊的语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