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世保
张质生（1878—1958）名建，号梅林居士，晚号退叟，书斋名“退思堂”，临夏市人，清末廪生，少孤家贫，设帐授书。后游幕四川，于役衣食。辛亥革命后，佐马福祥军幕14年。旋任北洋政府临时参政院参政。于1926年厌军阀混战，辞官归里，除关心地方教育、人民疾苦外，不问政事，闭门读书写作，闲居23年。1949年同临夏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新中国成立后曾被选为永靖县、临夏市、临夏州及甘肃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甘肃省政协委员，省土改委员会委员等。历任临夏州民委副主任、甘肃省民委委员、临夏专署副专员、临夏回族自治州副州长。著有《退思堂诗集》42卷、《退思堂文稿》16卷等。
张质生撰写于早年（1900年前后）的《读书日记》，以笔为刃剖开明清之际的学风积弊，以心为秤称量着士人的精神重量。在“天地人”三才相生的古老哲思里，他撕开了“以文辞炫世”的浮华面纱，让“德行先于文学”的圣贤遗训在字里行间灼灼其华。
文中对“人赞天地之化育”的阐释，堪称对士人使命的深刻叩问。当世人以“天地有赖之身”行“天地不容之事”，当“为天地立心”者反遭非笑诋诃，作者笔下的“人道将息”之叹，既是对世风衰颓的痛惜，更是对“配天地”之人格的呼唤。这种对“自重”的坚守，恰是儒家“修身”传统的鲜活注脚——人唯有先立其心，方能承载天地之寄托。
对“圣贤学问”的辨析，更显其洞见。在科举制盛行的时代，张质生直指“但以文辞而已者”的浅薄，提出“先德行而后文学 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论断，这与项水心“制艺当作身心性命”的主张遥相呼应。他戳破了“博取科第如贾人求利”的功利心态，揭示出“言如是，行亦宜如是”的文道本质。当“能文艺者千百而一二”，这种“言行相悖”的警惕，恰似一面镜子，照见了文字与人格的割裂之痛。
尤为动人的是对“学贵实 心贵虚”的体悟。以钟之虚故洪亮、竹之虚故清高作比，既见生活智慧，更含治学真谛。那些“读数卷书浪矜淹博”者，终落得“一事无成 百年空过”，反衬出“志伊尹之所志 学颜子之所学”的精神高度。“读经向身心体贴 读史向境地体贴”的读书法，更是将书本知识转化为生命体验的智慧，让“圣贤言语”与“古人行事”真正成为滋养心性的养分。
百年后的今天重读此文，字里行间的忧虑与坚守依然振聋发聩。当文字沦为流量的注脚，当学问成为功利的工具，张质生所呼唤的“配天地之想”与“身心性命之学”，恰是我们重拾人文精神的重要镜鉴。毕竟，真正的文章，从来都是人格的回响；真正的学问，终究是为了成为一个“配得上天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