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  析  “  花  儿  ”  的  “  令  ”

吕学辉 

“花儿”是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一种由汉、回、土、藏、东乡、保安、撒拉、蒙古、裕固九个民族共唱的民歌，被誉为“大西北之魂”。其曲调高亢、意蕴悠长，极具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反映了其流传区域人们的生活、爱情、劳动等内容。据统计，整个“花儿”流传区域内共有上百种“令”，不同的“令”代表着不同的曲调和唱法。

一、称谓的产生

“花儿”自明代出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民间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存在。关于“花儿”曲调的分类，在民间最早，最传统的、简单的分法叫做“类”（方言读lui）。根据著名“花儿”歌唱家朱仲禄先生回忆，在他小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父亲叫他唱“花儿”时，常对他说，你唱个某某“类”，意思就是让他唱某一种曲调的“花儿”，他还清楚的记得少年时唱过的一段“花儿”：

草百灵站在树枝上，

尕麻雀吱吱在地上；

尕啷啷“类”儿扬声唱，

风吹着没听个显亮。（郗慧民《西北花儿学》）

这是“花儿”自身为我们提供的其曲调以前叫“类”的较早且有信服力的证据。也可看出，“花儿”在早前并无“令”的说法。

1940年，张亚雄在其出版的《花儿集》中最先提出“令”的概念，认为“令”与“句”、“调”一起构成了花儿的三要素，是指花儿在演唱时的帮腔、过门，也就是现在的研究者普遍所说的“衬词”。如“阿哥的憨敦敦”、“阿哥的肉”、“尕马儿拉回了来”等。并指出，所演唱的“令”不同，其音调也不同这一事实，遗憾的是他只认为“令”所代表的衬词同音调有着某种关系，但并不指某种音调。

1947年，在《青海花儿新论》一文中，萌竹明确提出，“花儿”的各种“令”都是众口相传之下形成的曲子。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关于“花儿”的“令”就是其曲调的最早最明确的资料。由此开始，在以后的相关的“花儿”演唱或是研究中，人们开始普遍接受“令”就是“花儿”的曲调，并在民间开始广泛流传。

二、“令”的数量

关于“花儿”到底有多少种曲令，研究者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有八十多种，也有人说有一百多种，甚至有人认为多达几百种。其实这些都不是信口开河的说法，只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对“令”的分类标准不同罢了。

“花儿”作为口耳相传的一种乐歌，在起初的流传中缺乏文字记载，加之用方言歌唱，随机性较强。对于同一曲调，不同地域、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演绎，因此在传唱过程中就难免发生变异，产生所谓的“十唱九不同”的现象，而这些差别又在传唱过程中逐渐“自立门户”，成了一个个新的“令”，从而导致“花儿”的“令”家族不断的发展与壮大。

根据“花儿”研究学者王沛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开展“民歌集成”工作时，就曾搜集到大量的《河州大令》、《河州二令》和《河州三令》的变异曲令，使得集成工作者不得不进行次一级的划分，形成了新的“令”（王沛《河州花儿研究》）。由此可见，很多曲令是从同一母体变异出来的不同子曲令。

因此，尽管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渠道所搜集掌握的曲令总数可能多达一百多种，但实际上广泛流传且具有一定认知度的大体也就三四十种。

三、“令”的由来

“花儿”曲令繁多，有些是某一区域、部分民族特有的，还有的是各民族、各地区人们共同传唱的。其曲调的名称各具特色，那么，众多的曲“令”名称由何而来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

1.以衬词做“令”。

如：《呛啷啷令》《二牡丹令》《尕马儿令》《六六儿三令》等，这些曲令的“花儿”唱词中特定的地方有特定的衬词，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像《六六儿三令》就是因衬词中有“三三儿六呀,六六儿三呀”而得名，《二牡丹令》因衬词中有“二牡丹来吧二梅花”一语而得名。这类曲令特点鲜明，听众一听歌词往往就能判断出歌唱者所演唱的曲令。

2.以产生、流传地做“令”。

这类曲令一般是指该“令”在此地广为流传并定型，如《河州大令》《马营令》《瞿坛令》《西宁令》《莲花山令》等，但这也并不意味这此种曲令只是在当地流传。比如《河州大令》《河州二令》等曲令，虽源于河州地区，但现在广泛流传于所有传唱“花儿”的地域。

3.以传唱民族为“令”。

如：《撒拉令》《保安令》《土族令》《东乡令》等，从这些极具归属感的字眼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些曲调的流传区域和主要传唱的民族，也能理解这些曲令其实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问题被社会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4.以曲调特点为“令”。

有些“花儿”，光从曲令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花儿”在曲调上的特点。比如在演唱《三闪令》时，在节奏和衬词等都会有反复三次咏叹，因此得名。类似的还有《直令》《软令》《大转弯令》等。

5.以人物形象特征为“令”。

如：《大身材令》《大眼睛令》《乖嘴儿令》等，是创作者将歌咏对象的形体特征编于歌词之中加以赞美，进而形成的曲令。

6.以衬词中的人物称谓做“令”。

像《尕阿姐令》《五荤人令》《黄花姐令》等，这些称谓有些是指歌咏的对方，有时是歌唱者的自称。

7.以花名为“令”。

“花儿”源自河州大地，因此在所有曲“令”中，“河湟花儿”的曲令是最多的，又因河州大地盛产牡丹，因此牡丹是“花儿”曲令中的常青花。还有像《水红花令》、《金点花令》等。

8.以起兴事物为“令”。

这一类的“花儿”往往是先咏他物，再引出所要歌咏的对象，从而抒发某种感情，比如这首《白牡丹令》：

白牡丹白者耀人哩，

红牡丹红者破哩；

尕妹的旁个里有人哩，

没人是陪你坐哩。

通过歌颂白牡丹光彩耀人的形象，体现了对自己倾慕已久的“尕妹”只可远观而又无法接近惆怅和遗憾。类似的还有《酸把梨》、《抹青稞令》、《白牡丹令》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歌唱人群、动物等命名的“花儿”曲令，但数量较少，且传唱度不高，故不再分类描述。

“花儿”曲“令”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衍生、不断丰富的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自媒体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花儿”、了解“花儿”，相信随着更多高水平研究者和歌唱家的加入，“花儿”会迎来空前的繁荣，“花儿”的曲“令”也将被注入新的元素。

作者简介：吕学辉，临夏县人，临夏县某乡镇中学教师。

作者简介：程军山，国家二级编剧，导演。代表作：花儿剧《松鸣岩传奇》《逢春》《悠悠故乡情》，音舞诗剧《梦开始的地方》，微电影《别走歪了》等多部艺术作品。花儿剧《布楞沟的春天》荣获甘肃省第九届敦煌文艺奖，甘肃省石榴杯少数民族调演特别奖，第三届"唱响中国梦、陇上之歌″征歌活动中，歌曲巜花儿临夏》荣获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