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海青

上世纪70年代初，在甘南草原东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有天来了一老一少两位东乡族的毡匠，隐约记得给我家擀了一条或两条羊毛毡。隔年或第三年又来了两位木匠，也是东乡族，住在我家临时过渡的公房里，在村西头的宅基地给我家盖了新房子。他们都讲东乡语或汉语，也会说简单的藏语。从几位东乡匠人口中得知，临夏州有个东乡县，东乡县有个“喇嘛川”。

人性潜在的浮躁、浮夸及自以为是的傲岸，文人墨客大都一方面表现欲、发表欲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又对未知之事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一直以来，我想当然认为“喇嘛川”必是因此地的喇嘛寺庙而得名。后来尽管迁居临夏多年，但对于这一顺口地名的来历从未认真探究过。直到2023年春，初读东乡族著名作家马自祥的长篇小说《拉马川》，方知自己也是浑然鹦鹉学舌似的以讹传讹。

据史料记载，早于蒙元时期，在大夏河与黄河交汇之地的一片塬地设立“扎木赤”，即“探马赤军”驻地。探马赤军主要由蒙古人和色目撒尔塔人（东乡族先民）组成，随即在此水草丰美、五谷丰登的河滩川地建立了由这支戍军屯垦牧养的军马场。嗣后，这里迅速出现了一批批优秀的养马人和相应的各门工匠，做鞍辔、钉马掌、修马鬃、制马车和弩箭等，给当下的军队输送一批批雄健的战马。而这条走廊似的川道又是扎木赤通往河州城的必经之地，当地人称牵马为“拉马”，久而久之，便随心应口地有了“拉马川”之名。作者雄辩性地认为：“可也有些后来的文人听音辨词、望文生义，说成了‘喇嘛川’。其实一百五十年前，这一带川地从没有一座古刹寺庙的片瓦只砖历史遗迹，和只鳞片爪的口碑资料、传说故事可以佐证有喇嘛寺庙的存在。后来到了光绪年间中期，河东村汉族才修建了一座规模较小的马汉寺，王胡村同时也修建了红山寺，距今只有150年的历史。所以把拉马川叫成‘喇嘛川’，只是一种误说或猜疑之语而已。”

仔细一想，其实类似所谓的“见智见仁”歧解与讹误比比皆是，诸如甘青两省交界大力架山麓乌龙沟之“乌龙”及“大力架”均系藏语，却不知什么时候堂而皇之地变幻成汉语词汇“卧龙”，只差没有把大力架改为“大陆架”。面对诸如此类的文字游戏，感到诧异而又无奈。

长篇小说《拉马川》作者以作家、学者、教授的多重身份，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年的专业知识素养，以大夏河下游小镇拉马川乡村民的前世今生为叙事经纬，用娴熟而朴实的本土化语言文字，讲述拉马川及延伸地带东乡族和其他各民族的传奇故事。一开始读时，感觉这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但读下去发现，从上部“马背上的传奇”，到下部“花儿河之波”，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真实事迹与虚构故事穿插交织，理性思辨与感性直白刚柔相济，理想与现实联袂串珠，勾画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人物群像与波澜壮阔的时代气象。

《拉马川》应该是作者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读过小说后的第一认知是，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情有独钟地以自己土生土长的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东乡及河州为创作基地与取材源泉，从而轻车熟路地“用地方志以及口述史的方式续写小说”（序言），在深沉的人性叩问与真切的人文关怀情愫中追寻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根脉。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每一个生命个体包括人与马、物与景都被刻画为象征意义上的主人公。无论是宜耕宜牧的“马拉三川”风水宝地、往来频密的茶马贸易及不同社会时代的商贸规制，还是寻常百姓家长里短、感情纠葛、命运沉浮、人生逆顺，都一一展现这方热土底层民众的生产方式、生存环境，以及精神依托、对美好生活向往与追求的真实生命状态。

“一马拉三川”篇中，天赋灵性的白马自撞悬崖、舍己救人壮举在作者笔下刻画得极其悲壮而传神，也就是这一在当地流传久广的传奇故事成为这部长篇小说“发酵的酵母和起因”。又是以马为题的“胭脂马”，讲述的是一则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牧羊小伙努勒在山野狩猎时，突然望见几只穷凶极恶的野狼袭击一位骑着黄骠马的少女，小伙奋不顾身策马上前解救惊恐万状的姑娘，与恶狼搏斗中身受重伤，打败恶狼后忍着疼痛送姑娘回家，临别时还将自己心爱的胭脂马送给了姑娘。有了这次偶然的英雄救美奇遇后，两人相互萌生爱意。小伙得知这位汉族姑娘名叫杨凤英，美丽又聪慧，姑娘为了感谢救命之恩骑着胭脂马登门看望小伙，从此二人频频幽会、几经波折，冲破重重不同民族间的偏见与樊篱，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本身看似平淡无奇，甚至有一种似曾相识的雷同感，但细品之下，其实不然。因为，这桩婚姻发生在男女爱情婚姻不能自主的旧时代，况且从地缘上又是思想文化相对闭塞滞后的大西北角落之地，不同民族间一直拒绝通婚或罕见通婚，加之作为大家闺秀的姑娘已被其父杨乡约许配给了一户有钱人家的公子，其中的阻力与压力可想而知。因此，这一故事代表性地反映了旧时代多民族杂居之地各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等因素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和隔阂，但阻挡不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血浓于水的民族关系团结进步大趋势。

生长在大夏河与黄河岸畔的拉马川水手和筏子客远近闻名，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过大夏河和黄河筏子客多为拉马川一带的农民。在小说下部“筏子客出事了”中，有一位筏子客男子本是水中高手，但不幸的是用牛皮筏子摆渡一位回娘家的新媳妇时，在汛期洪流浊浪中挥桨颠簸之瞬不防裤子脱落，过门不久的新媳妇见状又羞又恼，竟然失去理智拔下头上的银簪子刺向筏子客的要害部位，于是筏子客疼痛难忍仰身坠河，一男一女两个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的河水卷走。读后令人啼笑皆非，深为叹息。

拉马川商贩麻三爷和他的随从到草原牧区做生意时，得知他的一位藏族部落头人朋友因女儿卓玛失踪而寝食难安、焦急万分，侠肝义胆、见多识广的麻三爷决意寻找朋友的千金小姐。很快在一家旅店发现了线索后深夜潜入匪窝，救出了被一伙歹徒绑架的卓玛。部落头人见到麻三爷救回的女儿后大喜过望，遂以10多匹走马相赠致谢这位有情有义的河州朋友。麻三爷也是养马好马之人，将这批优良马匹带回拉马川精心驯养。这一故事体现的是自从茶马互市以来，以游牧为生的藏族与善于经商的河州各民族人民之间世代友好往来结下的深厚传统友谊。

书中也有用犀利的笔锋揭示底层社会阴暗面和人性丑恶的案例。有一位村干部生活作风腐败堕落，倚仗手中权势长期欺男霸女，最终酿成了一桩血案。这一长篇中的短篇属于典型的三分事实、七分虚构。

还有以凝重的笔调描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壮烈牺牲的两位烈士“魂归故里”追悼会场面；一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英雄在“六一”儿童节给乡村小学师生讲述抗美援朝前线战斗英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黄河上游刘家峡水电站建设中，世代居住在大夏河与黄河交汇之地的东乡县红崖公社大小村庄整体搬迁，为我国首座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纵观全书，不禁感叹这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拉马川道，竟然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在这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人物故事大观园中，有牧马人、驯马人、马贩子、马鞍匠、毡匠、木匠、铁匠、土坯匠、钉碗匠、褐子（手工纺织）匠、磨客子等能工巧匠；医生、教师、作家、演员、花儿歌手、科学家等行家里手；水手、骑手、烈士、志愿军英雄、筏子客、脚户哥等民间奇才和英雄人物，通篇以多重架构的方式，多方位多角度演绎着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乡村人生大剧片。与作者早期气势恢宏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阿干歌》相比，《拉马川》在创作手法上新颖独到、别出心裁，突破了传统阅读习惯与创作模式，故事情节有长篇小说的故事性、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学术考究的严谨性。作者成熟而巧妙地将以拉马川为主线的多个内容相关或无关的短篇串联组合成一部铸炉一体的长篇，从而全景式地再现了家乡故土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地理人文及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改变命运、共同创造奇迹的心灵历程和辉煌业绩。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给乡镇写传记，替山村写志书。”这种躬身贴近底层的民间立场与真挚情感，使得所有跳跃式出场的人物故事与自然场景彰显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民族气质。无论是跌宕起伏的时代变迁，还是波澜不惊的情节流转，记事写人、言物咏景，将苍凉而质朴的西北边陲小镇乡土题材小说写得细腻入微而又引人入胜，若不是长期深深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土壤中不断汲取养分和灵感，断然写不出如此厚积薄发的精深之作。

马自祥生前一直是笔者的良师益友，他给我的中短篇小说集《高高的太子山》作序，参加了这部拙作的出版首发式并代表甘肃省文联讲话，还特意赠送我一幅他亲手书写的书法作品。我怀着对他深深的敬重和怀念之情读完了《拉马川》，掩卷回味，内心隐隐作痛。常言道：文如其人。马自祥、汪玉良、马如基等老一辈东乡族作家，以他们思想的高度、学养的深度、题材的广度，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文学艺术精品，受到他们文学精神的感召，他们身后的今日之东乡族文学创作事业呈现出一派后继有人、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