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海

广河县在民国时期称为宁定县，因所处地理位置是东西交通的枢纽，史前文化遗址富集、出土文物众多。1924年，安特生在洮河流域开展考古挖掘，打开了广河地区^①近代考古学的大门，齐家文化和半山文化类型都因在广河地区首次发现而命名，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震动，足见其在中国史前文化领域里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广河地区先后开展了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梳理了广河地区自1924年至2024年百年间历次考古发掘工作的过程，献礼广河地区近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一、广河的地理环境  

广河地处甘肃省中部西南方、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南部，处于东经102^°23’——103^°51’、北纬35^°25’——35^°28’之间。东与定西市临洮县隔河相望，北邻东乡族自治县，西接和政县，南连康乐县。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13公里，总面积538平方公里，整个版图宛如一只奔兔。它居于陇西黄土高原，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平均海拔1953米，最高的西南部风转磨梁海拔2660米，最低的东部三甲集镇五户村海拔1800米。总体上呈现出“一川、两山、五流域”的地理特征。“一川、两山”就是兰郎路、广通河沿线是42公里的川道，以广通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山系；“五流域”就是整个县域分为八洋沟、桦林沟、大柴沟、北山和南沟五大流域片区。境内除中部广通河谷冲积阶地地势平坦外，其余地区则丘陵密布，沟壑纵横。

广河有两条较大的河流。洮河自南向北，为广河县与临洮县的界河，年平均流量145.66立方米/秒，年平均径流量45.96亿立方米，先后流经齐家镇、三甲集镇，境内长度22公里。广通河古称“大夏水”，下游地区被称为西改河，由西向东流贯通广河县腹地，境内长度42公里，平均流量9.02立方米/秒，最大流量300立方米/秒，先后流经买家巷镇、阿力麻土乡、城关镇、祁家集镇、三甲集镇。

  二、广河的文化环境  

地理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地理条件影响着人们的居住地选择、经济活动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进而塑造了不同地区的文化风貌、习俗和艺术表达。地理特征如气候、地貌、水文等因素，对于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表现形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地理和文化是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基础。“文化是非常复杂、有能向四方传播的特性，地理上的交通路线，也就是文化的传播路线，如甘肃多高山，人类行走及居住必沿着河谷，所以河谷为文化的沟通地带。并且文化不是单纯的，乃由种种文化经长久时间混合而成，最强盛的文化，都是由许多的文化混合而成。”^②

广河地区自古以来是东西交通枢纽，贯通全境的广通河流域是沟通大夏河流域与洮河流域这两个黄河一级支流的天然河谷走廊。从古至今，这里是不同文化的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因此所留遗迹众多，是研究我国黄河上游流域史前考古文化系列的重要区域。甚至学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境内的广通河流域是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实为一最重要之区域。”^③

广通河河谷，自广河县城向东是下游地区，有逐渐变宽的趋势，县城向西是上游地区，越向西河谷逐渐狭小。河谷两旁的台地以第二及第三发育较为完整，第一台地保存者较少，第四及第五台地较高。第二及第三台地之上，覆盖着砂质黄土，平均在20米上下，薄处约仅10米，黄土之下为砾石，砾石下有泉水涌出，砾石下为贵德系之岩石，露出者甚少，第一台地上，多砂，约高出现河面仅20米。

由康家崖至祁家集，广通河的南岸有第一、第二及第三台地，与洮河流域以西八洋沟往北的半山区域相连，距齐家坪很近。“此地或即大夏河与洮河二流域连接之中心，河之北岸多为高崖，无第三以下之台地。然祁家集以西以迄宁定附近，则有第三以下之台地，格子以西，则第三以下之台地。”^④

洮河流域不但现在是汉、回、藏三个民族杂居的地方^⑤，而且在史前时代也是“彩陶文化、中国文化（原始的）、齐家文化三者角逐争衡的地方”。东西方不同的民族生存，东西两方的交通，无疑是以渭河河谷为孔道，东方民族由渭河河谷出来，即由渭河到洮河河谷，进而影响当地民族。相反的情形，西方其他民族也是由此道路而前进，进而影响东方民族，文化随着这个道路而传布演变。

  三、广河地区的百年考古实践  

1.安特生在洮河流域的考古挖掘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雇于中国北洋政府，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在瑞典国会的支持下，以中国地质调查所博物馆馆员身份在中国开展考古调查。^⑥在发现河南仰韶文化后，安特生把目光转向了西北地区，有意在陆地上追究新石器时代的史前史，从而希望找到实证，把仰韶材料和颇为相似的中亚细亚材料联系起来。1923-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青海等地调查发掘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遗址，对广河地区齐家坪、半山、王家沟、边家沟、瓦罐咀等地进行考古调查，雇人在齐家坪遗址和半山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石器。其中齐家坪遗址出土了34件石器、骨器和陶器，根据器身上的标记，他们有的是地表采集来的，有的是在当地采集或购买。^⑦安特生的助手庄永成在半山发现了著名的半山边家沟墓，墓中12个美轮美奂的彩陶围绕在成年男子尸骨边。头部附近还发现了2件石斧和2件磨石，安特生将这次发现誉为“边家沟了不起的发现”，并称“这是我们在甘肃考古期间最伟大的发现。”^⑧安特生将这些文物运往瑞典，并在那里编目、拍照。其中一半根据协议返还了中国，另一半则保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⑨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一书，安特生把甘肃史前文化分为六期，即齐家、仰韶﹙半山﹚、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其中齐家期、仰韶﹙半山﹚期两种文化类型就是以广河地区当地地名命名。

2.何士骥洮兰公路两岸古迹之调查

1943年，著名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何士骥在西北师范学院校长李蒸的动员下，随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十里店，并在甘肃学院史地系兼授考古学课程。寒假期间，偕同事赵海峰、友人凌会五两先生，组织学生七八人，在洮兰公路两岸古迹进行了调查，发现了大批史前之遗物，如石器(有石凿、石刀、石镰、石锥、石斧、石锛、石钻、石纺轮、石弹等)、陶片(有含沙砾之粗红陶、细泥质之彩陶等)、骨器(残，似骨料)、陶环(形状有圆形、多角形之不同，颜色亦有灰、红、黑，个别均为残件)、石环(残)、陶纺轮、陶弹、石钏(残)、兽骨、猪牙等，大致亦与其他各地所出者不甚相异。(而石器则以打制、打琢磨两种为多，磨光者较少。)将洮兰公路沿岸发现的古物整理成专文，发表在《新西北》杂志^⑩，通过调查得出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的结论，在《新西北》第7卷第12期发表《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在学术界反响巨大。

3.夏鼐齐家坪和阳洼湾考古发掘

1945年5月，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带领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沿着安特生的脚步来到洮河流域对齐家坪和半山等地进行考古挖掘。在齐家坪雇4名工人，发掘一探沟，长25公尺，阔2公尺，结果得有各种石器(石斧，石刀)十余件、骨器数件。值得注意的是，夏鼐在齐家坪挖掘时，在地表深1米处得一彩陶片，当时就推断齐家期已在彩陶文化之后。在这个坑中其余陶片为两耳瓶碎片，红色(或橙色)陶片，柳条纹陶片，绳纹带砂陶片，耳柄又有乳头状者。深达170厘米显露生黄土，没有获得完整陶器，将坑填平后即收工。在边家沟雇工人3名于安特生挖掘处稍东南，打了一东西向探沟，长25米，阔3米，深达70—80厘米，以长93厘米之铁探竿探之，并无所获。倒是在探沟北边的盗掘坑中发现一灰色带砂陶器，已被土所压裂，其上放一小罐，仅剩下半截，离地面40厘米，附近有彩陶片四，当为同时之物。在毛刺疙瘩进行挖掘时，在墓葬颈畔得到一压扁的铜圈。在阳洼湾通过当地农民马进忠和马成华兄弟提供的信息，第一次完整发现齐家文化墓葬，并进行了挖掘。在1号墓中共得五陶器，于头侧得一骨针，2号墓得陶器四，身侧得一骨钻，口中得一骨类物。陶器皆在足侧，人架头部向北，仰卧，墓形颇小，内填土较硬，又于内填中发现齐家期陶片，每墓20余片。正是在这一次挖掘中，夏鼐在1号墓内填土中发现彩陶两片，由此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以此证明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匡正了安特生甘肃仰韶文化“六期”分期之说，打断了安特生中华文化西来说最关键一环证据，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有力推动了考古地层学的“中国化”。该成果经李济审阅校对后，夏鼐全部翻译成英文，积极向英国皇家人类协会会志上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将齐家坪遗址及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期（齐家文化前身）推向了热潮。

4.黄文弼洮河流域考察

20世纪40年代，有人在天水一带发现大量陶片，传闻与洮河流域发现之彩陶另成一系，此事有关我国文化之播迁甚大。黄文弼听到这个消息后，趁着国立西北大学还未开学，于1946年10月初旬，由西安绕道天水考察。在天水渭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陶片、陶器等遗物，与黄河中部属同一系统，因其花纹均呈压纹、绳纹，多为灰陶，红陶不带彩，与甘肃洮河出土之彩陶不同，十一月初，在甘肃籍学生刘迺平、高习之二人随行协助下转至洮河流域进行考察。考察完后又转向临夏，由临夏复至夏河拉卜楞，在夏河逗留数日后，返回临夏折回兰州，历时两个半月。

在洮河流域，由当地人作向导，黄文弼在临洮东南五十里之窑甸附近勘察了长城遗迹，并作了长城建筑时代的考证。同时对长城附近发现的陶片进行观察研究，从花纹、颜色判定与周秦陶器多相同。在寺洼山，通过彩陶之发展与分布和彩陶与中国之文化作了精彩的考证。黄文弼在行文中提到：“按彩陶分布之区域，除寺洼山附近而外，宁定为最多，如广通河以南，洮河以西以至黄河沿岸，均有彩陶分布，而大夏河流域及洮河以东则彩陶稀少，此彩陶分布大略之情形也。”他通过形式、花纹与中国流传之铜器与陶器作一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彩陶与中国商周时代的铜器毫无关系，亦无因袭之迹象，实在各自为一系统，而安特生氏置彩陶于商周之前，实不合理。再考彩陶究为何种人所遗留之物，时代如何？吾人当知洮河以西，广通河以南，均为彩陶出现之地，且该地往昔为羌族所居，史云：‘秦人西至临洮羌中’，亦足以证明。至洮河发源于嵹台山，初名嵹水，盖羌为嵹之转音也，故彩陶实为秦昭王以前其地之羌人所遗留之物，而其时代，亦可断定在春秋战国之际。”

5.裴文中在洮河流域和广通河流域的考古调查

1947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以民国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研究员身份，继续了20年前地质调查所顾问安特生的工作，对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及兰州市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历时5个月。6月，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朱泰恒的陪同下，对齐家坪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在齐家坪村东土崖旁发掘一石灰住室，并根据瓦家坪经验断定该石灰层为人类住室之室地的结论。同时在齐家坪采集得到陶器、石器、骨器，通过考古调查认为安特生的齐家期是彩陶文化系统中最早之一期的观点，无法证明，并将齐家坪考古学文化命名为“齐家文化”，使齐家文化脱胎于甘肃仰韶文化系列独立成为地方文化。在上三甲集村西残余的第二台地的剖面顶部，发现薄灰层中有红色及灰色绳纹及光面陶片。尤其是在公路南水渠的两岸，发现富集陶片的灰层，面积约东西250米、南北500米。在这里，裴文中一行采集了大量的打击石器，如石刀、石斧等，并采集到了很多的素陶片。采集的陶片中，有红色甚薄光面陶大耳罐碎片，绳纹及篮纹陶片，红色光面厚陶片。磨光石器，则不多见。裴文中判断此处为齐家文化遗址。在格子村西部，第一台地的小水沟两旁，裴文中采得陶片，有薄薄的灰层。在第二台地的高处灰层中，采集到红色绳纹及光面陶陶片和彩陶片，与辛店及临夏崔家庄有相似之处，因此地打击石器少，裴文中判断不似属于齐家文化。

6.民国时期的“霍尔烘”墓的考古挖掘

民国《续修导河县志》卷一“古迹附邱陵”载：“火烈烘王墓，在太子寺城北三里，用砖砌成，高二丈余，匾长形，入临口探之，中空无物，阴森之气逼人。”又载注云：“火烈烘王不知何许人，亦不知葬自何时，相传元代有番僧由西藏来，居寄其旁，日诵梵经。偶与乡人语，颇解华言。据云：此吾先王火烈烘王之墓。沿称至今。”在民国三十年由甘肃省宁定县政府监制，区指导员杨炳玙绘制的《甘肃省宁定县图概况表》可知当时宁定县有四大名胜古迹，分别是“秦扶苏太子寺遗址”“元火烈王墓”“拱拜”“水帘洞”。此处“元火烈王墓”就在现如今的“火红村”。

据当地老人说，此墓于民国年间曾遭军人盗掘，室内陪葬品被盗窃一空，仅余两扇墓门脱落于地。墓门乃刻有花纹的细砂石板制作而成，高约150厘米，宽约80厘米，厚约20厘米。墓砖有“万岁”二字，篆文。这块“万岁砖”当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冯国瑞 、夏鼐 等学者先后记述考证。这两扇石门随后被搬放在火红清真寺大门前的台阶上搁置，直到1975年文革时期被损坏遗弃。民国三十三年(1945)，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曾派遣一支考古队对古墓进行了考察研究，并拍照留档。1976年文革时期，在破“四旧”过程中，村干部带头将古墓挖掘掉。刨开后的古墓裸露在世人的眼前：墓室呈长方形，座西朝东。墓身全是用长方形大青砖箍砌而成(此砖长约三十多厘米，宽十五厘米，厚六厘米)，高约三米，长四米，宽二米，匾长形，穹顶为拱形。墓内除一些尸骨外，中空无物，空旷潮湿，阴森之气逼人。

7.1957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调查

1957年7月，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完成渭河上游的考古调查工作后，西进临洮，调查了临洮县辛店以南到寺洼山一带洮河流域的普查工作，同时顺带调查了广河县的齐家坪遗址范围，确定齐家坪遗址文化层厚达0.5-1.5米，并通过实际挖掘出的石器、骨器、陶器分析，证实了洮河流域齐家文化迭压在甘肃仰韶文化上面的地层关系，指出齐家文化是晚于渭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也晚于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齐家文化时期人类已使用早期的铜器。

8.临夏州文物普查队在广河县进行普查试点

1972年12月至1973年元月，临夏州文物普查队在广河县进行普查试点，并举办出土文物展览。1972年，临夏州文物普查队在阿力麻土乡堡子山遗址发现双耳缸、钵等陶器和人骨，遗址保存基本完好。

9.1971年上马家宋墓发掘

上马家宋墓(水泉乡水泉村北2公里宋代)于1971年发现，为单室砖墓，墓室呈长方形，长3米、宽2.5米。四壁有彩绘浮雕，内容为二十四孝图。出土铜镜1枚，铭文“党川堡验讫官”。墓门向南。

10.甘肃省博物馆工作队对地巴坪两次调查挖掘

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工作队和广河县文化馆组成发掘小组，对地巴坪遗址先后进行两次调查发掘。在地巴坪村收集到齐家文化彩陶罐和马厂类型彩陶罐各1件。在地巴坪东坪北侧断崖上发现齐家文化居住遗址，同时选定东坪上的“半山类型”墓地进行发掘。发掘前先普遍钻探，钻探范围约一万平方米。根据钻探的线索再开探方发掘。6月，发掘7座，10月底至12月中，发掘58座，两次共发掘66座。地巴坪遗址清理的66座墓中，共出土遗物756件。其中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399件，其它有骨珠等装饰品。特别是彩陶器相当丰富，每墓一般出土七八件左右，少的三五件，最多的17件，最少的1件。陶器中以大型的小口直颈彩陶壶和短颈侈口彩陶瓮较为普遍。每个墓除壶、瓮外，通常还有1至3件小型陶器，如罐、盆、碗、瓶等，其中必有一件粗陶罐。从陶器组合上看，基本是壶、瓮、罐或瓶，少数墓兼有盆或硫等。陶器放置的位置：大型的壶、瓮器都是东西成行，以数目多寡排列成一行、二行或三行，置于人骨面向的一侧，从头直到足部，陈放整齐；小型陶器多置于头骨顶部。随葬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都不多，仅有少量的石斧，石链、石凿、石纺轮、陶纺轮和骨珠等。出土位置大致是：生产工具多放在陶罐内，有的置于足部；装饰品出于颈部及手部位置。广河地巴坪遗址，面积较大，保存基本完好，墓葬分布稀疏，出土遗物比较丰富。在甘肃境内，新石器时代半山类型的文化遗址，分布面广，内容丰富，但是大面积的科学发掘这还是第一次。地巴坪半山墓群的发掘，为进一步否定安特生的“‘住地’、‘葬地’说”提供了一些新依据。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葬的发掘中没有发现有马厂类型陶器的痕迹，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明半山类型是早于马厂类型的。

11.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齐家坪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

齐家坪遗址

1975年6至7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基于安特生、夏鼐、裴文中、黄文弼、何乐夫以及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调查研究，组织人员对齐家坪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本次发掘的区域被命名为A区；同年10-11月又对该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此次发掘的区域命名为B区。参加发掘的人员有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郭德勇、萧亢达、贠安志、翟春玲、朱瑞明、庞耀先，敦煌文物研究所孙修身。两次发掘区均位于广河县齐家镇排子坪村，发掘总面积近700平方米，遗迹有墓葬、房址、灰坑等，遗物有石器、骨器、玉器、铜器、陶器等。A区位于排子坪村的东南部，距离村庄约有1000米的路程，称为东家咀。地貌原是一片斜坡形的开阔地，地层比较简单，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已被修成梯田。整个发掘A区东部原为斜坡状，修梯田时堆积了大量的扰土，扰乱非常严重；中部基本上无扰乱，保存了原始的地形特征；遗址的西部在清除了厚约0.2-0.4米的现代耕土层后，部分墓葬的墓口轮廓便显露出来。A区共发掘5米×5米探方19个，揭露面积约475平方米。主要遗迹有墓葬、灰坑和祭祀遗迹等，共清理出墓葬112座、房址3座、灰坑2个、窑址1座。B区位于村庄东面，地形为一处面积不大的台地，台地地势较平缓，与村民住宅相邻。B区共开探方3个，揭露面积约200平方米。B区主要为遗址区，主要遗迹有墓葬、房址、墙基、硬土路面、灰坑等。共清理墓葬5座、房址2座、灰坑15个、红烧土墙基5处、硬土路面1条。另外还在B区附近发现1座墓葬，考古队也对其进行了清理。

根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记录，齐家坪遗址1975年考古发掘有原始编号的出土器物计674件（组），其中可识别器类的基本完整器计621件、不可识别器类等标本18件、白色碎石35组。现存出土器物计671件，其中编号明确器物（含陶片碎石等标本）636件、无编号器物计22件、编号错误器物13件。有原始编号的器物31件组，在整理过程中未见实物，可能混入无编号或编号错误的器物中（含11组白色碎石），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牙器和铜器等，另有少量石料、骨料和蚌壳。其中陶器是大宗，其他材质的器物数量较少。

（未完待续）

①广河县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宁定县，1917年从河州州判管辖中析置出来，单独设县。历史上的宁定县管辖范围远比现在的广河县要广泛，因此行文过程中使用广河地区或广河而不用广河县。

②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三十七年一月，第213页。

③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231页。

④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第244页。

⑤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第208页。

⑥马思中，陈星灿：《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发行，2004年英中文双语版，第35页至37页。

⑦Bynlin-Althin,M:The Site of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 T'ang in Kansu,BMFEANo.18, 1946,p.386.

⑧安特生：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London,1934,p.267.《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文化研究》：此为安特生最著名的书，为广大读者介绍其在中国十多年的考古发现和经历，有英、日等译文，尚未译成中文）

⑨马思中，陈星灿：《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第65页。

⑩洮兰公路沿岸发现的古物的文章信息付于《新西北》第7卷第12期发表《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因该杂志散乱不存，其中对于广河地区的考古调查未有专文记载。但因齐家坪和半山当时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何乐夫洮兰公路沿岸的调查应涉及。鉴于以上推断，将何乐夫专门记载下来，留待以后专门研究。

方遥，龎壮城：《何士骥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第707页。

夏鼐：《夏鼐日记·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第327页。

夏鼐：《夏鼐日记·第三卷》，第328页。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第114页。

黄文弼：《洮河流域考察之观感》，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第二十八期）。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236页。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第244页。

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永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内部刊物，1998年8月，第13页。

夏鼐：《夏鼐日记·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313页。“宁定有称Ho-el-hong墓，疑为吐谷浑种人之墓，墓以“千秋万岁”砖砌成，偶有发掘者，亦无所得，云云”。

马元龙：《火红阿訇太祖家谱》，内部资料未出版，2013年12月，第246页。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临洮、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8年09期。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第1153页。

《广河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测绘出版社，2011年5月，第766页。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发表于《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第193页-210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广河齐家坪》，文物出版社，2023年12月第一版，第196页。值得指出的是《广河齐家坪》考古报告中统计的出土器物数量与郭德勇《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发掘报告》中“出土石、骨、玉、陶、铜等质文物近千件”的表述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