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将来，我们在临夏地区发掘并建成夏朝早期都城，甘肃完成“北有敦煌，南有夏都”的文化遗产布局，形成两轮并驱，双翼齐飞大格局，从而带动甘肃文化和旅游事业实现全面起步、蓬勃发展。三代之中，商、周国都均有确论。只有夏朝早期国都至今无确切考定，难免令人遐想。当时应是华夏文化正处发育初期，未见后世能够读懂的成型文字，也未见关于夏都的文字记载。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物证缺乏，后来记载杂乱，夏朝早期都城考定至今还在纷争之中，给我国上古文明笼罩上一层朦胧的神秘面纱。近年来，夏朝都城的考证在众多的考证中出现一个新的论说，即夏朝最初的都城应该在甘肃省临夏州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夏古城村。这个论说的兴起，不论从历史考古方面，还是从社会旅游方面，都引起了很大反响。首先，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发掘与研究。从1960年至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二里头遗址从1959年开始发掘，根据测年结果，二里头遗址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说前1730年～前1520年）。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
其次，山西夏县古安邑禹都的发掘与结论。山西夏县的禹王城遗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庙四部分。大城形状如梯形，总面积13平方公里。据实物和文献考证，大城即战国时魏都安邑。中城方形，总面积6平方公里。城内遗物丰富，堆积层厚2米左右，有战国时代遗存，但主要是汉代遗存。小城总面积75.4平方米，除了人们禹王城的传说，能够见到的只有建于东周，沿用至北魏的小城和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并无夏朝古都的物证。
再次，历史上常说的禹都平阳古城，即现在的山西临汾市，基本上没有关于禹都的文化遗存，也没有这里曾经是远古夏朝都城的佐证。至于国家主席杨尚昆曾经为之题写了“大禹故里”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主要依据只是当地有 “石钮”等与大禹记载文献相吻合的地名，而这样地名相吻合的情况，在各地都有存在。大夏古城，位于现广河县城以西的阿力麻土乡古城村。历史上曾有大夏、顺夏、太子寺、定羌、宁定、广通等别名，其址位于甘肃省中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南，四至为：东以洮河为界与定西市临洮县隔河相望，南接康乐县，西接和政县，北靠东乡县。广通河（古大夏水）贯穿而过，南部、北部为昆仑山中支东延部与北秦岭交汇的太子山。洮河流经辖区东部边缘，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倾斜之势。广河县最早称为大夏，来源于夏水。著名学者章太炎说：“‘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水，即今流经甘肃省和政县和广河县，汇入于洮河的广通河。邓隆《漓水·大夏水考》曰：“《水经注》：大夏川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乱流。经金柳城南，又经大夏县故城南。”大夏县故城，即今广河县阿力麻土东乡族乡古城村。大夏县的县治就在今广河县阿力麻土东乡族乡古城村，称之为“古城”。尚存两处古城墙遗址，附近有较大面积的石灰三合土地坪遗迹。关于大夏古城面积，据《元和郡县志》云：“大夏水经大夏县南，去县十步。”下古城东起自寺沟桥，西至于赵家桥。呈四方形，长宽各600米，总面积有36万平方米。有人说这个“下古城”，就是“夏古城”。根据历史考古表明，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根据黄文弼教授 “我国先秦时代的大夏人，河州为其中心活动区。大夏县及大夏水之名，是因古代大夏国而得的观点。”夏古城应该是古代大夏国早期的一个古城。大夏古城遗址北面有一座卓然独立的小山，墓葬从山下环绕至山顶，山顶有一个小土堆，为人工堆成，俨然是祭坛，应是夏朝人祭天、祭祖的祭祀之地。《史记·六国年表》更加明确的记载：“禹兴于西羌。”就是说，大禹兴起于西羌。最早的西羌，是生活在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广通河（古大夏水）、大夏河一带是古代民族。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教授在《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重论古代大夏位置与移徙》中提出三种有影响的观点：1．我国先秦时代的大夏人，约分布在凉州、兰州、河州一带，河州为其中心活动区。大夏县及大夏水之名，是因古代大夏国而得。2．大夏即吐火罗，两者是同一民族的并称。3．大夏属于羌族系统，属诸羌之一。《汉书·西域传》所载的西域小国若羌，国王号去胡来，即吐火罗之对音。今甘肃临夏州广河县境内，早在秦汉时期设立了一个古县：大夏县，大夏县是临夏地区最早设立的县份之一。这与大禹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有很大关系。《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对大夏县的记载：“县有禹庙，禹所出也”。大禹出生在大夏县，与历史相符。《史记·六国年表》更加明确的记载：“禹兴于西羌。”就是说，大禹兴起于西羌。最早的西羌，是生活在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广通河（古大夏水）、大夏河一带是古代民族。大禹生于叫石纽的地方，石纽就是大夏县西10公里的今和政县蒿支沟。据《寰宇记》所引《十道录》说：“石纽是秦州地名” 。《金楼子》亦云：禹长于陇西大夏县（《水经注》河水二）。据《山海经》载“禹所积石之山。”《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西河”，清梁份《秦边记略》云：“盖黄河入中国，始于河州，禹之导河积石是也。”积石山，指小积石山，系祁连山延伸部分，在临夏州西界中南段自南而北走向排列，北起黄河边，南至土门关，是积石山县的主要山脉。在这积石峡中，留有许多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如禹王庙、禹王石、大禹斩蛟崖、骆驼石、天下第一石崖，留下大量的诗词。禹部落属于原生活在甘青地区的羌族向东发展的一支。由于禹是活动在崇山（即积石山、太子山）一带的夏部落的首领，故被称为夏后氏。《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对大夏县的记载：“县有禹庙，禹所出也”。大禹出生在大夏县，与历史相符。齐家文化分布地域广阔，面积达几十万平方公里。现已发现遗址1100多处，东起泾水、渭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西部、湟水流域及青海湖畔，南抵白龙江流域，北达内蒙古西南部及宁夏南部，主要分布地区为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西南部，其中心区域在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临夏人将陶器称之为“夏陶。”可见临夏陶器与夏的关系。其中盂、盉、鬲为夏文化典型器物。此类陶器在齐家文化中非常普遍。《礼记注疏》卷三十一记载：“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jia），周以黄目。”鸡夷即鸡彝。在器物上刻上、画上鸡鸟图案，但广河见到的更多是鸡鸟形器物。齐家陶器中鸡鸟形的器物很多。鸡为凤凰之刍型。《史记·五帝本纪》：“《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齐家陶器的造型艺术极佳，每一件都是艺术品，有富有观赏价值的三耳罐、两连罐，以及小巧玲珑的小撇口罐；还有兼观赏且实用的三足鬲、盉等。从外形观赏，是一件件巧夺天工的工艺品。齐家文化陶器表面有丰富的图案纹饰。在素面的陶器上拍压而成的绳纹或蓝纹外，还附加堆纹，以在罐形陶器的口沿外侧居多；多样的镂空款型；多种形式的刻划纹饰，包括锥刺纹、篦纹、戳印纹、指甲纹、卍字纹等，多见于罐体颈部和双耳处。许多不被认识的刻划纹可能是汉字的雏形。齐家文化玉器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及中国玉文化史上的地位显赫，它与良渚玉器、红山玉器并称为中国三大玉系。中国夏商周三代玉文化特别发达。《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说明西北的雍州地方的贡品。据《左传·定公四年》《淮南子··说山训》等记载：“夏后氏之璜。”齐家文化二联璜、三联璜、四联璜、五联璜，出土众多，悬挂于胸的单璜也不少。“奉圭以待”正是那时玉崇拜的一种表现，圭是神的标志，是通神的器物，这就把图腾崇拜和玉崇拜结合在一起了。有玉才能显示神灵，圭代表的是天意。古代传说中关于大禹和玉的关系的记叙还有很多。如《拾遗记》曰：神授禹玉简，“禹即执持此简，以平水土。”“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在涂山召开万国大典，各诸侯国进献名贵的玉或帛，作为觐见礼品。夏之立国和玉文化一定有着重要的关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家玉七联璧。2018年5月，东乡县牛沟村出土了一套珍贵文物“玉七联璧”。此璧直径 74厘米，孔径 24.5厘米，是为七件不规则形玉板，用马衔山玉料制作而成，该玉璧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齐家文化玉璧体积最大者，对于齐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彩陶的衰落与青铜的出现，标志着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至少有15处，总数已超过130件，器型包括刀、斧、锥、钻、匕首、指环、手镯、铜泡、铜镜等，其中以兵器和生产工具为主，装饰品次之；形制上总体比较简单，也有铜镜、空首斧等造型复杂的器物。出土红铜或青铜器比较重要的齐家文化遗址有青海贵南尕马台49件，甘肃武威皇娘娘台30件，武威海藏寺12件，积石山县新庄坪12件，永靖秦魏家8件，青海互助总寨4件、广河齐家坪2件等。“禹铸九鼎”做传国宝器。铜器已广泛应用于礼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这是革命性的发展和进步，是生产力高度发展阶段的标志，有划时代意义。《周礼·考工记》云：“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说明舜时有较发达的制陶业，夏时有较全面而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内容包括制车、兵器、礼器、钟磬、染色、建筑、水利等方面。齐家文化时期，手工业已达到当时的空前水平。齐家玉器制作精美，至今还让人惊叹不已。制作的陶器虽然沒有马家窑那样华丽繁缛的纹饰，但制作技术及器形设计已达到崭新的高度。还有原始纺织业。在大何庄一件陶罐上发现的布纹保存较好，其中的一种，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1根，细的一种经纬线更为细密。可见纺织工艺水平之高。在齐家文化类型的居址与墓葬中，还普遍发现石纺轮和骨针等纺织工具，制作特别精巧。“夏后氏上匠”与齐家文化高超的工艺水平如出一辙。其他工艺水平令人叹为观止。音乐上有陶鼓、陶埙、陶玲。广河博物馆也收藏不少陶鼓、陶埙、陶玲。玩味性很强的陶器，展现了齐家人较高的审美情趣。传说禹兴九韶之乐，启作九韶乐舞，并在大穆之野举行乐舞会，演奏“九韶”“九歌”“大夏乐”等音乐。会上“万舞翼翼，章闻于天”。甘肃临夏处处都渗透着这种古老的文化气息。2004年，甘肃临洮发现了一批距今约4000年的陶制娱乐用具陶铃、陶牌等。根据《山海经》《史记·夏本纪》《水经·河水注》等文献记载，广河县地处西羌，与“禹兴于西羌”相吻合，此地也有石钮地名，与“禹生石钮”地方相吻合。数百里之内正是大禹“导河积石”的积石峡，导漓水入河的泄湖峡，更有历代朝廷派员定期祭祀的禹王庙。多处遗迹显示，这里应该是大禹开始治水的地方。广河县阿力麻土乡留有远古夏古城的遗迹，也有有关大禹活动的种种传说。夏古城边北山就是用途明显、保留比较完好的巨大祭祀台。与夏都同期，在这一带，出土有大量的陶器、玉器、还有铜器。许多陶器、玉器、铜器体积硕大，制作精美，应是朝觐和祭祀所用的礼器。如在距广河县阿力麻土乡不远的东乡县牛沟村出土的那套直径近80公分珍贵文物“玉七联璧”，除了雄起的夏朝，谁人还能敢于使用它来祭祀天地？这一切表明，在那个时代，除了夏王朝，还有那一个远古部落有如此雄厚的力量，修筑如此巨大的城池、祭坛，举行如此规模的祭祀活动呢？从商朝、周朝国都变迁来看，当时是处于民族大融合、大迁徙的时期，一个朝代的都城随着疆土扩张，至少要经过四、五次迁徙，给后代留下四、五处都城。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夏古城是大禹所建的夏朝早期都城。大禹应该是从这里兴起，带领部落之众，完成黄河上游洪水治理，建立夏王朝，逐步走向黄河中下游、走向长江流域的。齐家文化与夏文华在陶器、玉器、铜器和手工业水平上有着同区域、同时间、同族民、同文化的统一性。说明了齐家文化与夏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体的文化。夏文化的早中期，相对集中在河州，从河州向青海、四川扩散。到了中后期，向东转移，依次进入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直至江南。这也和大禹治水活动，以及夏王朝东扩很一致。齐家文化是开启华夏早期文明的钥匙，齐家文化为华夏文明文明起了奠基作用。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所说：“夏民族很可能兴起于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进文化大体来自中亚或西亚；西北是上古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翦伯赞在《中国史论集》中认为甘青史前文化属于夏族文化，也叫先夏文化，炎帝，黄帝、大禹都是甘肃的人文初祖，甘肃被国家列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是非常有道理的。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推测，炎黄二帝都出自远古的羌族。大禹也出自羌族。羌人是华夏民族最主要的一支源流。广河是大禹故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上游的先夏文化东渐形成中原夏文化。 1.大禹应该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很长时段那个原始部落联盟首领的总称谓。我们知道，应为自然条件很是严酷，远古的人们寿比较短，一般都不超过 50岁。假如大禹是具体的一个人，就算他成熟比较早，15岁开始掌管朝政，余下的只有区区35年中，他不可能完成“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入于海”如此浩大的工程，何况还有治理沣水、治理渭水、治理汉水等等的治水记载。2.在与齐家文化同时夏朝初期，在西北应该有一条“玉石之路”。我们从数量众多的齐家玉器中看到，这里有当地质地比较差的玉石，更多的是马衔山玉，还有相当数量的和田玉，还有人提出齐家玉中存在俄罗斯玉。试想想，如果没有一条专门运输玉石的通道，没有一群专门运输玉石的人们，而且没有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能在以广河阿力麻土为中心的区域出现如此规模的玉石加工制造业，也不可能出现如此众多数量的玉器。3.围绕广河阿力麻土，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刘魏家遗址、大何庄遗址、喇家遗址、林家遗址、新庄坪遗址、齐家遗址等等与夏朝早期相对应的文化遗存。这些众多的大型文化遗存，在同一时期出现，显然，它们在向我们揭示着一个远古历史的发展过程。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因此要牢固树立起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世界文化、世界文明的渊源文化、渊源文明的信念。彻底摒弃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西来说，以及甘肃文化落后的不准确观念，全力以赴去发掘甘肃文化，研究甘肃文化，宣传甘肃文化，让全国乃至全球知道，甘肃不仅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更重要的是甘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为甘肃的经济和文化大发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