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介婷

五月和风一吹，四月花事渐了。常言，美景难留，其实不然，巧女手下精绣，或可一试。一花一瓣，一针一线，灵心妙手间，针穿线走，眼前之物跃然指尖。

“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正是胜赞绣女巧夺天工，栩栩再现迷人春色。

刺绣作为“女红”，是女子指尖的江山。她们以布为纸，以线为墨，长短不一的晕针交错下，有水波涟漪，也有富丽热烈，还有清雅细腻，指尖下的抒写，丝毫不逊于笔墨上的挥毫，对技艺的考量，更胜于文字。万物皆可绣，唯以花为首。国色牡丹，更是其中翘楚。贵气端庄的牡丹，既有意境上的大气，又因其富丽，能一展指尖绝活，自然逃不开匠心一绣。

绣架一调，绣凳一摆，坐上去，感觉便来了。要在一块布上，让牡丹活灵活现地盛开，对于色线的布置和针脚的把控要求十分高。但对于经验娴熟的绣女而言，这些都只是基础，下针之前，都已了然于胸。下针后，绣针也像是有了灵魂，一针一线照着牡丹盛开的样子而去，布料上不停穿梭的绣针，在飞逝的时光中，留下美丽的牡丹和细腻的线条。一个绣架，一对绣线，一把剪刀，便是绣娘的日复一日。

下针收针间，既是一朵牡丹花的始末，也是一段沉浸忘我的寄思。牡丹在绣物里所表达的情谊，更加广泛和贴近现实，上至大雅之堂，下至内庭闺房，都有牡丹的身影。

牡丹文化的起源，若从《诗经》牡丹进入诗歌算起，距今约3000年，且自始而至，备受推崇。在这份包罗又独有的喜爱之下，是中华文化与牡丹花魂的耦合。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长河里，牡丹文化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牡丹花开之时，繁花似锦、绚丽灿烂，其艳美花姿让人为之倾倒，除了审美上占据独特的优势，其雍容典雅、富贵祥和的形象，更是代表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寓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人们对于牡丹的喜爱，还让牡丹花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优秀品格的象征，也成为美的化身。

中华文化在牡丹花魂里的一撇，让牡丹“占断城中好物华”，也因此，在极具装饰和祝福意味的刺绣里，牡丹独占鳌头，似乎顺理成章。

据悉，刺绣在我国最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明清宫廷刺绣到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四大民间派系的形成，既是从上而下对刺绣这门手艺的钟情，也是刺绣本身日渐繁荣的佐证，牡丹这一元素在刺绣中的地位和表现，更是无出其右。

古往今来，众多绣娘凝心齐力，在绣样上不断翻新，形成了齐针、套针、扎针、长短针、打子针、平金、戳沙等几十种针法，不断丰富牡丹绣的表现形式，指尖上的牡丹美到令人心醉。

在针法的不断进步下，牡丹刺绣所饰之物也不甘囿于一隅，从服装、帽子、头巾、床品、鞋垫、窗帘等，都要满满当当被牡丹拥趸。

有民谣唱到：“王小姣作新娘，赶绣嫁农忙又忙；一更绣完前大襟，牡丹富贵开胸膛……”穿着绣有牡丹的婚服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姑娘们对爱情生活、美满婚姻的美好期待。

妇女们给子女绣制的童帽、布老虎等，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母爱，希望保佑子女们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

个人寄情时，牡丹绣娓娓生动，形成产业时，还能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作为杰出的非物质文化作品，牡丹绣在一地文旅产业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五月是属于河州牡丹的时节。在百里牡丹长廊、古河州酒厂牡丹园、毕家庄牡丹种植基地等地，各色牡丹竞相盛开，有年长者携着伴侣散步赏花，也有推着婴儿车漫步闲暇的母亲，还有青春靓丽的女孩儿们与牡丹贴脸比美……盛欢之下，感染了附近的人群，越来越多的人想一探究竟。花势日隆的河州牡丹，吸引了不少州内外游客光临，大家赏牡丹的同时，也带火了牡丹刺绣。其中以东乡的绣牡丹最为出名。

东乡已然是小半个刺绣王国，在这里，几百余名东乡绣娘不再为繁忙而望不到头的劳作所累，她们执针持线，将牡丹绣于服装、手帕、挂画、茶席、收纳盒、台灯等物品上，再经由这些精美的物品，将牡丹带到东乡刺绣国际时装周舞台和更广阔的天地，一展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成就和自信。

一件件关于牡丹的刺绣，不仅令人赏心悦目，还寓意着富贵和吉祥。因为牡丹，临夏人的生活富贵荣华，大家沉浸在牡丹的美丽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一份高雅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