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财

积石是大禹导河的源头，在文献中都有大量记载，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考古资料的支撑，难于让人完全信服，只有将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寻找出可靠的实物证据，才能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本文对积石山县是大禹导河的源头从文献记载、考古调查资料两方面进行了考证，为积石山县是大禹导河的源头和大禹故里在临夏从理论和考古方面提供了新的证明材料。

一、引言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遥远记忆中，都曾经有过关于洪水大灾难的种种传说。西方神学界的传说是：远古时期，洪水布满全部大地，甚至淹没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淹死了差不多全部的人类和禽兽，只有部分人和禽兽乘着诺亚方舟才幸存下来。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民族、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民族，也都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中国也不例外，大量古文献都记载了大洪水这一传说，《史记·夏本纪》云：“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皆服于水。”《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山海经·海内篇》中是这样描述的：“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孟子·滕文公》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根据这些大量传说和文献记载基本可以确认，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尧舜帝时代，生活在黄河等流域的华夏各部族都遭遇到了一场足以威胁所有人生存的大范围史前特大洪水。

面对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滔天洪水灾难，西方民族只是被动的乘着船舶逃脱灾难，华夏先民不等不靠，却是走向了联合抗洪。据文献记载，面对滔天洪水，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召开了联盟会议，商量治水之举，最后大家一致推举禹的父亲鲧负责治理洪水。鲧是尧的大臣，接受治水任务后，鲧采用堵截之法，带领百姓连治九年，结果还是洪水继续肆虐，殃民更甚，尧治罪于鲧，后被接替尧担任部落盟主的舜帝处死，舜帝又任命鲧的儿子禹继续负责治水。禹吸取了其父治水的教训，改变了鲧的治水办法，改堵为疏，采用疏导之法，因势利导，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最终带领治水大军把洪水引到了大海之中。

二、大禹治水真实性考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较早见于《商颂》的《长发》篇和《尚书》的《尧典》《洪范》《禹贡》篇等先秦文献中，其中《禹贡》篇的记载最为详细。这些文献虽然存在着对大禹治水细节的描述互有矛盾，但它确实存在于春秋时期的典籍之中，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历史政治遗产。那么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那一场浩瀚的洪水真正发生过吗？大禹真正领导过治水吗？由于大禹治水的事迹历史久远，史学家很长时间内都认为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治水只是一个传说，甚至民国时期一度怀疑历史上大禹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那么，大禹这个人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

除大量文献外，西周、春秋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直接提到了大禹，如早年发现的叔弓镈、秦公簋，叔弓镈铭文中有“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秦公簋铭文中有“受天命鼏宅禹迹”，特别是铸造于2900年前的西周时期“遂公盨”的出现，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十分肯定的答案，其不仅证实了大禹真实存在，而且也证明他治水的事迹也不再是个神话传说。铭文记载“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这与古籍《尚书·禹贡》中记载的“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记载基本相同，遂公盨上的“金文”旁证了古代文献对大禹治水记载的真实性。

大面积大范围的治水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不是一个部族或一群人能完成的，必定得到了治水区域内的所有原始部落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通过治水这一目标将原来分散的各个原始部族联合了起来，成为众多部落的核心人物，得到了大部分部落的认可。他利用治水的功绩，最终获到了部落联盟首领的身份，并树立了绝对权威，逐渐控制了部落大权，为建立“国家”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奠定了基础。大禹在联合抗洪治水中，在协调各部落之间的利益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等级、制度、军队、刑罚、疆域、井田等构成奴隶制国家机器雏形的新概念。如大禹在治水期间，为了协调各个部族力量，便有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为了保证治水的后勤保障，必须组织各部落为治水大军提供人力、物资，无偿地从各个部族手中征调人力、粮食、布匹，于是有了最早的贡献制度；为了维护治水领导层的权威，保证治水的成功，对不服管理的部族予以镇压，便有了最早的常备军；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为了对治水中的各部落按照功绩明晰赏罚，便有了最早的刑罚体制——五刑；为了调节各部落的利益纠纷，便有了最早的司法体制——皋陶断狱；灾后重建，首先就是如何重新划分已经无主的土地，并重新分配土地，便有了后来延续2000年的井田制度雏形（《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

大禹动员华夏各部族开展的历时二十年卓有成效的治水工作，不仅空前地团结了华夏先民，而且大禹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空前的威望，“丰水东流，维禹之绩”（《大雅·文王有声》）。至此，大禹在各部落中的崇高领导地位已经被打造得牢不可破，由禹来接替舜帝，成为华夏各部族新的联盟领袖，俨然成了一件毫无悬念的事情。《左传·哀公七年》记载“执玉帛者万国”，说明当时有数以万计的部落参加了由大禹发起的涂山会盟，大禹的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在新兴奴隶主势力的拥护下，大禹由原来的部落联盟首领逐渐转变为执政官（国王），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了镇压奴隶反抗的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之后，禹将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上古部族公推选贤任能的“禅让制”传统被摒弃冷落。如此一来，原来为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氏族机构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被新兴奴隶主把持的统治工具——以世袭血统传承权力的奴隶制王朝新政权。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中原地区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洪水和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极权的比较研究》中指出，专制主义的帝国是为了因应于大规模治水的需要而产生的；“（专制主义的）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有效地维持下去”，而灌溉和洪水工程必须进行大规模协作，“这种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同时，“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利”，于是就产生了专制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大禹治水正是呈现出了这一特点，不能不承认大禹治水与此后中原地区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夏王朝的建立存在着密切联系。

大禹治水开启了人类改造世界的先河，大禹治水也标志着农耕文明的开始，大禹联合各部落在治水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国最早国家的形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分水岭和重要的转折点，奏响了中华文明的开端，推进了中华文明的进程，奠定了国家文明的根基。

三、大禹治水源头考

据文献记载，大禹治水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春秋末期典籍《墨子》中较早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的范围：“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准、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墨子兼爱》）。”到了战国中期，《孟子·滕文公》中也两次提及大禹治水的范围：“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食也。”“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准、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既然大禹治水的神迹遍布九州大地，那大禹导河的源头在哪里，？《尚书·禹贡》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入于海”，但《禹贡》所载的积石具体在何处？成书于汉末晋初的《孔传》云：“积石在金城西南，河所经也。”书中认为积石在汉代金城郡的河关县，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一带。清梁份的《秦边记略》云：“盖黄河入中国，始于河州，禹之导河积石是也。”也认为大禹导河的源头在积石山县西侧的积石山，历史上这一地区被河州管辖。除此之外，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全履祥的《书经注》、清代蒋廷锡的《尚书地理今释》、毕沅的《山海经注》、万斯同的《群书疑辨》等书中也都一致认定，大禹导河源头的积石为今积石山县西侧的积石山。

积石山是祁连山向南延伸的山脉，大体呈南北走向，横跨于青海省循化县与甘肃省积石山县和青海省民和县之间，绵延几十公里的积石山被黄河拦腰截为两段，中间形成东西长约25多公里的积石峡，峡谷两岸绝壁峭立。峡谷中黄河水奔腾东下，水势湍急，声震如雷，凭高做浪，蔚为壮观。远在晋代，成公绥在《大河赋》中赞道：“览百川之洪壮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

古代人认为积石峡是大禹导河时开通的，在积石峡中，当地人认为两岸层层叠叠的崖壁纹路便是大禹开山劈石留下的痕迹，峡口陡坡上矗立有一块面长3.3米、宽2.3米、高2.7米的大青石，相传为大禹导河歇息之处，人称“禹王石”，石上大禹憩息坐痕犹存，当地群众信为神石，百般保护。除禹王石外，积石峡有关大禹治水的的传奇遗迹还有很多，如大禹斩蛟崖、骆驼石、天下第一石崖、禹王庙等。

积石峡壮美的景观和大禹治水的功德，勾起了历代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怀，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积石峡，面对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和神迹，写下了无数缅怀大禹治水的诗词文赋。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看着神奇的积石峽谷，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

谁开黄河源，流出混沌河？

积雨飞作雪，惊龙喷为波。

湘瑟飕飕弦，越宾呜咽歌。

有恨不可洗，虚此来经过。

明代进士张焕描写了积石峡的雄伟壮观：

天上黄河天际周，凿山原自此山头。

两崖丹峭千寻壁，一带横看万里流。

昼夜风雷恣喷薄，古今日月与沉浮。

追游漫有穷源头，欲向昆仑问十洲。

清代州内进士张和在《河州八景》第一景《积石奔流》中写道：

对立双峰屹若门，黄河直下入中原。

神工曾劈华夷界，绝壁犹余斧凿痕。

除积石峡外，位于积石峡附近的炳灵寺64龛上方唐仪凤三年（678年）题记中，亦记大禹劈石导河之功：“……唯此石门最为险狭氏导河口禹迹施功之一……有门之左右，各有……上也云霓，初入门口时成获峡……峙削成万仞，高林……合祭，朱霞乱色崖下，南北……积石山之灵岩寺，素诚晨宿……神鉴其……”灵岩寺即炳灵寺，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镌《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亦记：“舜承天命，举禹任治水之劳，厥功懋哉，灵岩始成。”

四、大禹故里考证

由于大禹是一个具有广泛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人物，所以关于他的出生地和故里，自古以来始终存在着诸多争议。根据文献记载和传说的不同，主要有河南禹州说、河南登封说、湖北崇山说、山东禹城说、山西夏县说、浙江绍兴说、四川北川说、四川汶川说、安徽涂山说，近年来有出现了青海民和说、甘肃广河说。

远古时代，受道路交通条件的限制，人们很难做到长途迁徙，一般而言，大禹的治水源头应该与其故里不远，而且极有可能治水源头就是他的故乡。文献记载中有重要几条记载均指向现今的甘肃省临夏州境内，证明大禹与临夏有难解难分的密切关系，临夏应该就是大禹的故里。

第一条为“禹出大夏”说。《汉书·地理志》载：“陇西郡有大夏县。”《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对大夏县的记载为：“县有禹庙，禹所出也”。《金楼子》亦云：“禹长于陇西大夏县。”北魏郦道元也认为大禹出生在大夏县，大夏县是西汉王朝在今甘肃省临夏州广河县境内设立的一个县，是西汉王朝“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产物。大夏县的得名与其辖区内的大夏水有关，大夏水是发源于青藏高原东端的太子山脉的一条河流，由大南岔河、小南岔河等汇流而成，流经今天的和政县、广河县境后，在今甘肃省临洮县的康家崖附近汇入洮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洮河的一级支流之一，明代因将原来的“漓水”误称为大夏河，原大夏水改为“广通河”，《甘肃通志·舆地十·水道》载：“广通河，在县城西，源出临夏沙马关东北。经和政驿又东北进县城西东入于洮，一名西改河，实古之大夏河也。”大夏县以大夏水而得名，广通河流经的川道古称大夏川，说明大夏水这一名称要远早于汉代，而且跟大禹建立的夏王朝有很大的关系，今日临夏州的广河县、和政县一带都属于这个地区，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教授在《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重论古代大夏位置与移徙》中也认为“我国先秦时代的大夏人，约分布在凉州、兰州、河州一带，河州为其中心活动区。大夏县及大夏水之名，是因古代大夏国而得”，说明这一带就是大禹的故里。

第二条，“禹出西羌”说。《史记· 夏本纪》云‘父鲧妻修已，见流星贯昂，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禹兴于西羌”；《太平御览》记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后汉书》载“大禹出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产高密（禹），家于西羌，曰石纽”；《太平御览》载“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汉《新语·术事》云“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些论述都说明大禹出生和兴起于西羌。西羌是我国的一个古老的民族，以部落为单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西羌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今天的甘肃、青海、西藏、四川西北部等广大地区，但汉代以前的黄河与支流湟水、洮河、大夏河交汇的一带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据《后汉书·西羌传》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汉代设有河关县，治所在今临夏州积石县大河家镇，说明大禹出生在积石山县一带。

五、大禹治水在临夏境内的考古证据考

考古学证据也为上述大禹治水的源头和大禹故乡的文献记载提供了支撑，具体表现在发生大洪水和大量分布的齐家文化文化遗址两个方面。

（一）发生大洪水的考古证据

大禹治水的前提是当时发生了大洪水，环境证据显示，距今4000年前左右，东亚大陆，尤其是中国北方地区，经历了气候异动，局部地区降水变率增大，加之季风带滞留、黄河改道、异常天文现象等的影响，植被覆盖率降低，或多或少给黄河上游、下游以及长江流域带来了较为频繁的洪涝灾害甚至大规模洪水，水环境的变化必然对当时的人类活动产生影响。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可靠的实物证据。2000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组成的考古队人员在对与积石山县大河家一河之隔的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遗址发掘中惊讶地发现，在已发掘的几处房屋遗址内，竟然有14具非正常死亡的人类遗骸，比如在面积约14平方米的4号房址中，有18岁以下未成年人10具，年龄最小的仅2岁；28-45岁的4具，一组组呈不规则姿态死去。中心灶址处，一名成年人两手举过头顶，双腿弓步，死亡时身体还没有完全着地。西南部有5人集中死在一处，都是孩子。东墙壁下一对母子更令人动容，母亲倚墙跪坐在地上，右手撑地，左手紧紧抱着一名婴儿，脸颊紧贴着婴儿头顶，婴儿则双手紧搂着母亲腰部。另有一成年女性也是面向门，双手紧紧护卫着身边4个儿童。相邻的H7房址中，俯卧着一具成年女性遗骸，她头朝向房门，身躯下搂抱着一个婴儿，而她身后，还有一名背朝大门匍匐在地的儿童。这些姿态不同、神态各异的人类遗骸表明当时有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到了这些先民们的头上。环境考古专家发现，房址中所发现的这些人类遗骸，都埋葬在棕红色黏土中，中间还夹有波纹沙带，表明它们是黄河洪水泛滥的产物，说明这里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冲垮了河边台地，涌进了当时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淹埋了滞留在房子中的妇女儿童。

这一幕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早期，其年代大体与大禹治水处于同一时期，说明“史前大洪水”曾经真实发生过。无独有偶，近年来，学者吴庆龙和他率领的中美联合科研团队在积石峡发现了大洪水遗迹，2016年在全球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公元前1920年的溃坝洪水佐证中国的大洪水传说与夏朝》，并得出了公元前1920年黄河上游积石峡溃坝是大禹时期大洪水的触发点的结论，为黄河上游地区大洪水发生从时间上提供了准确的科学依据。以上这些都为大禹时期黄河流域发生了史前大洪水从考古学上提供了证据。同时，在临夏地区的北塬边缘崔家坡等断面上，到现在能清晰地看到一层厚厚的淤泥堆积，说明4000多年前临夏地区周边发生了一场大洪水。

（二）史前文化遗址方面的考古证据

据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在黄帝部落统一华夏各部落之前，中华大地属于“万国”（部落氏族林立）时代，要解决如此大规模的水患，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黄河进行全流域治理，这就需要统一协调黄河流域的所有部族。《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与禹平水土”，表明大禹治水过程中，联合了其他众多部落，共同参与了治水工程。

积石山是大禹治水的源头，必定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和周边生活着数量众多的史前部落，这些史前部落是大禹在临夏境内治理洪水的主力军和支持者，正是这些部落为大禹治水从人力和物力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才能使大禹治水的伟大工程在黄河上游得以顺利实现。对照公元前1920年左右的黄河上游史前文化，这一时期黄河上游的史前文化只有齐家文化，而大禹治水的源头积石山正好处于齐家文化分布区内，青海喇家遗址也是一个以齐家文化为主的大型史前文化遗址，说明大禹治水发生在齐家文化时期，大禹治水与齐家文化先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鉴于齐家文化与大禹治水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华推论说：“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各级考古人员在历次的文物调查中，在临夏境内的黄河干流及其支流湟水、大夏河、洮河、广通河等两岸台地上，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址近400处，几乎占西北地区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的一半，充分说明临夏是齐家文化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这些遗址分布面积大的有几十万平方米，小的只有几千平方米，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器、陶器、铜器和玉器等文物，这些出土文物无论是从历史、艺术或是科技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科研和历史价值，绝大多数为国宝级文物，在中国青铜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其中，以积石山县银川乡的新庄坪遗址和齐家坪遗址最为著名。新庄坪遗址位于积石山县银川乡新庄坪村周边的银川河两岸，分布面积近50万平方米，是一处以聚落址为主，包含有窑址、古墓葬区为一体的齐家文化大型遗址，遗址断崖上暴露有大面积的白灰层、灰坑等文化层，其中夹杂有密集的陶片，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了数量众多精美的玉璋、玉璧、有领璧、三璜联璧等玉器和铜斧、铜刀等铜器，其中许多玉器呈半加工状态，不排除该遗址是齐家文化的加工玉器的中心遗址，其分布面积大，文化内涵丰富，出土遗物众多，200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齐家坪遗址为齐家文化的最早发现地和命名地，位于广河县齐家镇齐家坪村周边的洮河西岸台地上，分布面积60万平方米，该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铜镜，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铜镜，被誉为“中华第一镜”。1996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以上两个遗址外，东乡县上湾遗址出土的玉七联璧，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玉器；康乐县苏集镇商罐地遗址出土的环首青铜刀，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环首刀；临夏县魏家台子出土的骨柄铜刃刀，是中国最早的铜骨复合工具，这些都是齐家文化青铜器的典型代表，代表了当时青铜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青铜器在青铜冶炼技术不发达的史前时期是十分珍贵的金属，只有王者或贵族一级的人物才能拥有，不排除临夏地区是齐家文化当时王国所在地，同时也证明了在临夏境内大禹有能力治水的可能性。

六、结语

通过以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考证，可以充分证明，今日的积石山县是大禹治水的源头，大禹应该出生和早期生活在今日临夏这一带地区，并从此处踏上了一生的治水生涯，历史上的古河州极有可能是大禹的故乡，也是夏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临夏境内分布数量众多的齐家文化遗址也从考古学方面证明了大禹治水在黄河上游的可能性。

大禹和他建立的夏王朝最终消失了，但生活在临夏地区的历代民众并没有忘记这位从临夏走出去的治水伟人和他一手建立的夏王朝，此后汉朝在大夏川设立了大夏县，并在他治水的源头积石关、大夏县境内建立了禹王庙，世代祭祀，同时还保留了大量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和遗迹，说明大禹和其建立的大夏与临夏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体现了后人对大禹的功德和夏王朝的追忆和尊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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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忠培：《齐家文化的研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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