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商人记忆中的河州牛帮商队
马廉朴 肖俊仁
临夏古称河州，是古丝绸之路南线必经之地，也是明代茶马互市的重镇，号称“河湟雄镇”、“西部的旱码头”。在回、汉、藏经济文化交流中，河州商人厥功至伟，明代河州已是“商贾云集”，清代更是“商贩如织”。在历史上，回族人上青海西藏、下四川、走陕西、闯口外，不辞劳苦，风餐露宿。不但把内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带到牧区，解决了广大牧民的生活急需，同时也将牧区的畜产品带回内地，贩卖给中国新兴民族资本家，保证了民族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充当了“互补”的使者，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牧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因此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多次考察西北地区后，对回族的这种沟通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临夏行》中说：“我认为必须有人把提高牧民所需要的用品送上高原去换取牧业产品。但不应忘记藏族牧民是居住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和交通十分不便这一事实。商品自己不会走动，要有人运输，还要有人出售。这支流通队伍在哪里呢？这次访问临夏，却见到了这支队伍事实上已经形成，而且正在活动，这支队伍就是历史上形成的、生活在河西走廊里的回族。”
河州四面环山，道路崎岖，当时交通非常不便，运输主要依靠畜力驮运，因而脚户、牛帮便应运而生。因此历史上河州脚户、河州牛帮等运输商帮自明、清以来，在甘南、四川、青海等地区藏族商业贸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清宣宗实录》中有道光年间，西北回民商贩马噶奴就曾“纠约庄邻番、回二十四人，置备口粮杂货，持械潜运口外，向野番换羊皮等物”的记载。河州牛帮商队形成于明清，盛于民国，据介绍最多时曾驮牛达到5000多头。
为了还原历史的记忆，追寻回藏贸易中这一特殊的群体，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曾在牛帮中先后两年赶脚的马纯忠先生和在四川省松潘县经商30多年的马明义老人。
一趟松潘要走30天
马纯忠：“河州牛帮商队按其路程、时间、地区等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到达目的地可分为松潘帮（目的地为四川的松潘）、马尔康帮（目的地为四川的马尔康）、黑水帮（目的地为四川黑水）等。就运输时间上可分为冬帮和夏帮；冬帮从河州出发的时间是每年农历十月，于次年的正月返回河州；夏帮每年农历的五六月出发，七八月返程。”
马纯忠：“河州牛帮按路程的远近可分为短途串乡贩卖帮和长途运货帮。短途串乡贩卖帮规模较小，一般有20——30头牛和7——8个人组成，平均每人3——4头牛，路程一般为10天，主要在甘南、青海藏族牧区的各个藏族部落从事商品交易活动；长途货物运输帮，其路程长，单程最少需要30天，每次往返需3个月。”
“河州牛帮按牛客（赶牛人）的来源地又分为不同的地区帮：河州西乡帮，主要由今临夏县刁祁等地的牛客组成；河州南乡牛帮，主要由今和政、康乐县牛客组成；癿藏牛帮，主要是由积石山县、临夏县的漠尼沟及甘南州夏河的牛客组成。牛帮中也有一部分单马客，就是一人一马，将货物带到藏区去卖，单马客一般做黄金、名贵中药材麝香、贝母等贵重商品的买卖。”
马纯忠：“从1945年开始我和哥哥一起，雇了5——6个人开始跑藏区。”
“唔会（那时）走松潘、马尔康和现在的没法比，走草地没有路，除了放牧的藏民外，只有商人去哈的印迹，一趟松潘要走30天。当时，牦牛一天走40——50里路，而现在一天可到松潘。”
河州牛帮所走的三条线路
据记载，当时河州牛帮行驶的路线根据不同的目的地而有所不同，短途串乡帮并没有严格的路线，这些短途牛帮随长途牛帮而行，遇到沿途的藏族部落则停下来售货。长途货运牛帮则有固定的路线，一般从河州去四川松潘等藏区的牛帮，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南乡牛帮从新营关（河州24关之一，今和政县新营乡）进入藏区，西乡牛帮从槐树关进入藏区，癿藏牛帮从土门关进入藏区，河州牛帮一般有以下3条路线：
河州到松潘的路线（共19站）：河州城——槐树关（临夏县）——南卡加（甘南合作）——美武（甘南合作）——黄库勒——博拉（夏河县）——基桑巴（碌曲县）——金银滩（碌曲县）——尕海（码曲县）——贡巴（自此进入四川境内）——郎木寺——二郎山——若尔盖——班佑——沙尔滩——草原台——绵羊厂——两河汇——黄胜关（川主寺）——松潘；河州城南行——大姑台（甘肃和政）——买家集（和政）——新营关——美武（甘南）——黄库勒——尕塞——过洮河至尕海沿——穿老山（甘川交界）——松潘。
河州到马尔康的路线（共20站）：河州城——槐树关（或新营关）——南卡加——美武——黄库尔——博拉——基桑巴——金银滩——尕海——贡巴（自此进四川境内）——郎木寺——黑河沿——峡墨——白河——瓦切——红原——三库尔多麻——刷经寺——马尔康两河口——大藏寺——马尔康。
河州到黑水地区路线（共22站）：河州城——槐树关——南卡加——美乌——黄库尔——博拉——基桑巴——金银滩——尕海——贡巴（自此进入四川境内）——郎木寺——二郎山——若尔盖——班佑——沙尔滩——草原台——绵羊厂——两河口——黄胜关——松潘——贡嘎——马塘——黑水（羌族地区）。
“牛帮每天早晨4点左右出发，一直到中午扎营休息。下午放牛、做饭、休息。每天早上，头帮‘架篝’（烧火打茶）并叫醒其他锅子的牛客生火熬茶吃早饭，早饭是酥油拌炒面（藏语为‘糌耙’）和松州茶，吃完早饭后，有人负责装垛子，有人则收拾起锅碗，拆帐篷并将其装垛，负责收档的人开始收档，每个锅子的沙娃和索娃都各自归队，担负起保驾护航的职责。牛客们的午饭和晚饭一般为羊肉、面片和油果子（油炸面食）。牛帮并没有专职厨子，锅子里的人同做、同吃。”
“牛客中绝大部分为回族，长途跋涉的商旅生活使牛客们路途充满艰辛，自娱自乐的文化生活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牛客们都比较喜欢唱或听回族花儿宴席曲，每当天气晴朗，午后休息时，具有好声嗓的牛客们就坐在草原上满（唱）起了花儿：‘上去个松潘着十八站，郎木寺打了个过站，小阿哥出门者走开了，一天么一天的远了。’喜欢听的牛客们，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则围在他的周围，聆听和欣赏着这一充满乡土气息的艺术。”另外，由于经常走藏区、说藏语，对藏族民歌也非常喜欢听，马明义讲，他很喜欢藏歌，至今从电视上听到藏歌，都会使他觉得回到青年之感。
“英雄人跟牛哩,机溜人当兵哩”
据资料记载，民国时期，从河州到松潘等地要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能到达，路途地形复杂，交通不畅，有的地方匪盗成患，商旅风险甚大，一般牛帮规模庞大，这就需要一个严密的组织对整个商队进行管理，以保证牛帮能够按时、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为此，河州牛帮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创立了一套牛帮组织管理制度，有效地维系了牛帮的运作。
牛户是河州牛帮的基本组织，牛户根据拥有牛的数量不同而分为小户、中户和大户，小户一般拥有10——30头牛和1个牛客（雇佣的牛脚户）；中户一般拥有40——60头牛，2——3个牛客；大户一般拥有上百头，一般大户都按15头牛一个人的标准雇牛客。
“锅子由各个单独的牛户组成，藏语叫‘娃卡’，他们住在一起，吃饭在一锅，故名‘锅子’，它是牛帮中的基本单位，一个锅子一般由10人组成，拥有100——200头牛。锅子的负责人，汉语叫掌柜的，一般由牛数较多的牛户担任，负责锅子内的相关事务和日常管理。一个牛帮一般由十几个锅子组成。”
“锅娃（藏语，意为头人）是整个牛帮的总负责人，一般有一个正锅娃和两个副锅娃组成。锅娃一般由管理经验丰富、对藏区十分熟悉、懂藏语和在藏区有一定关系且经济实力较大的掌柜担任。他们具有较强的外交能力，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且在牛客心目中有较高威信。锅娃主要负责整个牛帮的管理与指挥，召集牛帮会议，与路途中各藏族部落联络，处理牛帮内一些日常具体事务。”
“沙娃和索娃是牛帮的安全保卫人员，由每个锅子派出的人员组成，这些人骑马带枪，专门负责牛帮的安全保卫工作。走在牛帮最前面的保卫人员藏语称沙娃，汉语叫前哨；走在商队后面的保卫人员藏语称索娃，汉语称后哨。沙娃主要具有负责探路、寻找扎营地并控制队伍的行程及节奏的职责，索娃主要负责整个牛帮的尾部安全。”
牛客是对整个牛帮中赶牛人的称呼，牛客中除一部分人负责被抽去充当沙娃和索娃外，其余的人则负责牛队的装货和卸货，赶牛及安营扎寨等事务。
各前往松潘等藏区的长途运输牛帮一般在规定时间、地点（一般在甘南州的黄库尔）与洮州（今甘肃临潭）牛帮会合后，要停留两三天，其一方面要休养调整，另一方面要召集各地区牛帮的负责人开会，选举整个大牛帮的锅娃。
“锅娃产生后，牛帮就形成了由正副锅娃以及各锅子的掌柜组成的管理指挥组织，自此以后，商队每天都要召开议事会议，会议的参加人为各个锅子的掌柜的，会议主要是协商处理锅子内和锅子间的各项事务和矛盾纠纷、牛帮商队的行程安排、拜访部落首领（头人）等帮内事务。从甘南的黄库尔出发到达松潘等地要经过好几个藏族部落，拜访部落头人是牛帮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因为它影响整个牛帮的安全和行程的顺利，所以牛帮每进入一个藏族部落前，都要开会确定拜访的时间、参加人员、礼物准备等相关事宜，并派认识和熟悉该部落头人且会藏语的人带着礼物前去拜访，礼物产生的费用由各个锅子承担。一般礼物是砖茶、呢料、黑白糖等礼品价值在100块大洋左右。”
“头帮是牛帮中负责每天领队的牛队，一般由一个锅子来担当，头帮的职责是负责叫醒其他各帮的牛客，以便按时准备起程，头帮的确定是整个牛帮中的一件大事，一般在牛帮大会上由大家共同抓阄决定，原则上按抓到的顺序依次轮流，头帮的确定有两次，去程和返程各一次。”
“跟牛不但生活艰苦、道路危险，而且每天行走和行军打仗没有区别，所以有‘英雄人跟牛哩，机溜人当兵哩’的说法。但当牛客收入很好，一趟松潘下来就可以挣30——40块银元，在当时1块银元在临夏可以买50斤白面，冬夏两趟下来，全家一年生活就无忧了。”
河州牛帮商队往返于河州和四川的松潘、阿坝、黑水、马尔康等地，这些地区历史上都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松潘是四川西北部回、汉、藏坐商及各种贩运商云集之处；阿坝是川西北草地腹地的一个市场；黑水藏区曾经是‘西北回商驻扎的大本营’。”据记载民国时期河州牛帮进货的地方大都在河州城，当时在河州城的南关厢一带各类商铺商号林立，河州城的各大商号都依靠其周边山区的牛队向松潘、阿坝、黑水、马尔康等藏区发货。许多商号在松潘等地都有分号，河州牛帮从河州城装货，到松潘和马尔康等地交货并结算运费，也有很多牛户除托运货物外，自己也自购自销一部分货物。
河州是商品运输的集散地
“不同地区的牛帮运输的货物也不尽相同，短途串乡帮，藏语叫 “果而道目”，意为小贩。
这些小贩从河州将锅盔（形似回字又称为回回馍）、挂面、红枣、细茶、红糖、冰糖、铁碗、碟子等藏族人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东西运到藏区，或换成牛羊皮毛，或直接出售。串乡牛帮穿行于几个部落之间做生意，到了晚上就在部落中住宿，这些小贩们在经常贩卖货物的部落中要认‘仲甲’（部落首领），获得‘仲甲’的许可后才能在该部落内贩卖，并得到‘仲甲’的保护。这些小商贩将藏区的皮子等货物运回河州，加工成藏族穿的皮袄，再销往藏区。而去往四川的长途货运商帮中，不同地区的牛帮有不同的货物运输。”
“牛客的货物装运以‘垛’为单位，垛子的形状根据运输货物的不同而不同，有的垛子是箱子，一般装有瓷器和桂圆，有的垛子是麻袋，里面装面粉、瓜子和红枣等。垛子根据其重量的不同而分为小垛子和大垛子，小垛子一般为100——150斤；大垛子一般为200斤，清油用木桶来装，冬天天气冷油冻住后很好驮运。”
马明义：“当时，走草地的临夏牛帮一路上非常辛苦，时常有性命之忧，我还记得当时过黑河时没有桥，拽着牛尾巴渡过去的，但藏民仲甲（朋友）耐厚的很，一年做上两三驮的生意一家人的家务就够了。雇一个牛客一般为一年，一趟给40块大洋，1块大洋在临夏可买50斤白面，但运输吃力的很，价格悬殊也很大。”马明义回忆道，当年进入藏区还要靠藏族朋友帮忙，尤其是单马客，吃住都在藏族朋友家，他们热情待客、分文不取。
“当时牛帮主要的货都从临夏办，1块大洋50斤面，到松潘后1块大洋3斤，和牦牛肉一个价；瓜子1元2斤，松潘2元1斤；粉条1元3斤，松潘1斤3元；红枣1元8斤，松潘1元2斤；一对蓝山水碗在临夏卖0.4元，到藏区中卖2元；回来时驮上松州茶，一包可赚25——30大洋；元宝茶一包18元，到草地时按30元价格换成牛羊、马匹、牛羊皮，运回临夏后能赚一倍甚至几倍的利润。”
“当时，藏区生意全部用银元交易，藏民不相信纸币，而四川用川元（四川铸的银元），而临夏使用袁大头等，我们就通过倒个头（私人货币兑换）100元补水3——4元换成袁大头。”
“临夏牛帮主要是农村的农民，城市中开的是商号、铺子，大多数牛客都对藏语滚瓜烂熟，语言交流不成问题。”
马纯忠：“临夏牛帮使用的大多数东西都产自临夏附近，如装货物用的尕提（半截口袋），就是临夏市单子庄人用胡麻草或牛毛织的，堆放货物时用的苫单也出自单子庄，藏族用的宗教法器、日常生活用的铜器都是临夏市铜匠庄人做的，装清油用的木桶是临洮人做的。牛帮在促进商品流通的同时，还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
牛帮牛客由于路途危险都戴着防身武器，长短枪、马刀、腰刀等，并和军队一样精明强干、训练有素。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上草原地区人烟稀少，时常有土匪出没，牛帮遇劫事件，时有发生。
马纯忠：“我记得1948年夏帮从松潘回碌曲金银滩的空格河时，早上四五点钟，我们听到两边山上人喊马叫，70——80名土匪骑着马冲了过来，这一夏帮当时有几百人，大锅娃立即部署，让沙娃（前哨）和索娃（后哨）分成4队，两队用老套筒、中正式、三八等枪射击迎敌，两队从后路包抄，其余人迅速绑好货物，起程赶路，这一仗打了三四个小时，土匪没有得逞骑马而去，而牛帮中3个牛客无常了，4头牦牛也打死了。”
贸易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
马明义：“临夏商人在松潘有好几个大的商号，如‘俊记’（老板为陕俊清）、德记’（老板为喇善德）、‘明记’（老板为马明义）、资丰号（老板为马资丰）、贡兴元、德兴海（青海马步芳所开的官办商号）等，这些商人远离家乡，彼此非常照顾，并且信誉非常好，牛帮如果一时卖不完货时，就放在这些商号，等下一次来时再收款或者商号预先填支，也不开什么收据。”
在长期的贸易交往中，藏、汉、回各民族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文化格局。在回藏贸易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回族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通过贸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回民族的团结。
参考文献：
1、王平：《论民国时期的河州牛帮商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马明良，喇敏智：《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
3、张典：《松潘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24年。
(原载于2010年7月23日《民族日报·晚刊》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