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听说东乡北塬人民喝上了水，八十高龄的他竟老泪横流；因为看到了临夏市的糕点，他为临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兴奋不已；对去看望他的临夏人，他都当作亲人般的接待，迫切地想听到临夏的变化；颐养天年时，他最爱的是临夏啤特果汁和回族的油炸面点。他，就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曾任临夏地委第一任书记兼专署专员、军分区政委的杨和亭同志。在执政的三年时间里，他和临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自此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官不论做到多大，临夏都让他牵挂了足足半个世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为他对临夏有着太深的了解，对临夏各族人民在旧中国所受的种种苦难有着切肤之痛，他目睹并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临夏人民的极度贫困的生活。作为一个以立志建设美好新中国为理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他实事求是、大公无私的精神至今仍让临夏的老一辈人所称赞。
在《民族日报·晚刊》创刊不到两年内，一些老同志专门给我们谈起杨和亭同志的事迹，建议我们去采访，但由于经费和人力所限，此项建议未变成现实，而今，当杨和亭同志走到为人民服务的终点时，顿觉未能实现的建议是那样弥足珍贵，失去的采访也铸成了我们的遗憾。因此，我们采访了当年曾在杨和亭同志身边工作过的杨生元先生，以寄托我们对这位领导的缅怀，希望他们那一辈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杨和亭同志任临夏地委书记之时，临夏百废待兴。临夏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挑拨离间，制造民族矛盾，那时各民族间的隔阂较深。新中国初创，蒋马匪帮的残渣余孽不甘心失败，对新政权极为不满，做垂死挣扎，“大刀队”“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头目和兵痞趁机捣乱，制造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给临夏初建的新政权带来了极大困难。杨和亭同志面临那么复杂的形势，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指针，实事求是，及时地解决了个别地区几起几欲酿成大祸的事端，出现回、汉、东乡等各民族互助团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从未有过的良好局面。当时一位汉族农民家里贴了一副“天下农民一家人、回汉团结迎进门”的对联来迎接怕遭杀害而逃难的回族乡亲，成为佳话（见甘肃省《民族工作文件汇编》第二期）。团结路、团结水、团结林等以“团结”命名的建设成果在当时产生。由于杨和亭同志处理事情不偏不倚，公道正确，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
1935年，党中央随同中央红军从江西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移师陕北驻瓦窑堡后，为了适应新的抗战形势，对行政区划的建制做了调整，其中之一是将原神（木）府（谷）苏区改为神府特区，由中央直辖，并决定杨和亭任特区的特委书记。在他和同志们赴任前，毛主席与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他们，纵谈了国内外形势，并对特区的工作任务作了指示，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杨和亭讲：“派你去那里当特委书记，那里是你们独立作战的地区，革命重任在肩啊。”毛主席再三叮嘱要在工作中动员党员、发动群众，坚决传达和贯彻党的路线政策。从第一次聆听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后，杨和亭同志在以后的革命生涯里五次见毛主席，他认真聆听学习马列理论，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的专著《回回民族问题》，一野挺进大西北时毛主席关于必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及民族地区工作方针等，他都用心学习、深刻领会、融会贯通，作为在临夏工作的指南。他深知历史上回族人民所受的种种压迫与侮辱，格外注重培养少数民族部下，每发现一位少数民族的可培养苗子或人才，他就好像发现和氏璧般的欣喜与喜爱。他对民族干部严格要求，认真培养，放手使用，为后来的自治州成立储备了一批少数民族的人才。
杨生元先生那时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作为秘书跟随杨和亭同志工作三年。杨生元深深感谢老领导培养他入团、进学校深造的知遇之恩。杨和亭同志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精神，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使他受益匪浅。杨生元与杨和亭同志结下了领导和下属之间患难与共、贫贱不移、毫无功利目的的珍贵友谊。
人生乐在相知心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跨入21世纪，虽然杨和亭工作上有几次调动，东西漂移，其间，杨生元横遭迫害，流离失所，但两人相濡以沫，知心的友谊从未间断。在漫长的50余年中，他们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1957年反右旗帜下极左思潮的冲击，经历了十年浩劫磨难，感受了劫后重逢的欣喜，他们的友谊如君子之交，真水无味而胜过甘醴。
1952年，杨和亭同志调往甘肃省委工作，1955年又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任党委常委、副主席等职，虽然工作繁忙，但仍常和杨生元有鱼雁往来，谈心得体会，交流思想。上世纪50年代末，杨生元横遭人祸，被错误划为右派后下放，一介书生，两袖清风，不但一家人的生计顿时陷入了困境，而且还要遭受政治上的不断折磨。此时，杨和亭同志不顾个人得失，不怕遭人非议，恰值新疆一林场招工，给杨生元在新疆找了份力气活，解了杨生元的倒悬之苦。虽然杨和亭作为常委、副主席，以杨生元的才华，让其当一个干部不是难事，但杨和亭同志非常讲原则，按政策办事，对此，杨生元对他的培养和帮助终生不能忘记。
“文革”初期，杨和亭调往黑龙江省任副省长，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杨和亭只有对杨生元一遍一遍地将心中的积郁和所受的迫害书信倾诉，以减心头苦闷，而杨生元唯有给这位忘年交以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
随着时光流逝，两人互相倾诉、相互鼓励着走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工作的那一天。杨和亭又任黑龙江省委委员、政协副主席，后又任陕西政协常务副主席，杨生元在临夏人大任职。就在两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拼命争速度、抢时间，将曾虚抛的光阴、蹉跎岁月里造成的损失弥补之时，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书信又成为他们砥砺前行的最佳动力。
革命“庆胜” 事业“成功”
逆境苦难的日子是那么的漫长，而顺畅干事的时光又是那么的短促。几年后，杨和亭和杨生元都已告老离休，在家颐养天年。当他们回首人生大半辈子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时，除了问心无愧外，还对他们之间经历半世而愈加牢固和持久的友谊倍感珍惜，两位老人几十年来如一日，几乎每年要通几次书信或电话。每逢的三大节日，作为回族的杨生元先生总要给老上级寄上一箱油炸的精美面点，二十几年从未间断。杨和亭还一直珍藏着一顶杨生元赠送的回族白号帽。杨生元的儿孙们都笑爷爷古板，邮资贵过了邮件价值，但杨生元仍不改初衷。从1983年起，或个人，或带领老父亲、妻子、儿孙自费赴西安几次看望老领导，老领导和老部下共话别情。杨和亭说：“你开斋节上寄的馃馃我舍不得吃，一直留到春节上阖家团聚时，才与儿孙们共享，并一遍遍地给他们讲述这位甘肃的回族叔叔。”此刻，杨生元先生的儿孙们才明白了爷爷的良苦用心，才深深懂得了老一辈间凡夫俗子所理解不了的那种僚属关系和友谊。几年里，杨先生除给老领导带些土特产外，还带去了《临夏》《走进东乡》等画册，保安族风情旅游节的录像带，《临夏花儿》《莲花山花儿》的录音带，《临夏江南——大北塬》《临夏文史资料》等书籍。杨和亭特别喜欢喝杨生元带给他的啤特果汁，还有红枣、核桃等。当他从杨生元的讲述中听到和在画册中看到临夏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东乡、北塬人民喝上了自来水时，老泪纵横。
后来在瓜果飘香的季节里，凡是有去陕西运瓜果的商贩，杨生元先生都给老领导带些土特产去，久而久之，货运站跑车的人都为此而感动，一有去陕西的车，就给他打电话。
杨生元第三次（2002年）去看望老领导杨和亭时，杨和亭已行动不便，他就特别嘱咐秘书代表他带着杨先生在西安逛逛，还再三叮咛秘书一定要去西安著名的“清真化觉寺”参观。该寺建于唐代，是我国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作为在民族地区工作过的杨和亭，深知具有忠孝精神的回族人民内心对给他们精神上带来洁净与神圣的千年古寺的那份神圣情感。交往至此，乃为神交，人生至此，更复何求。2003年4月，杨生元又到西安看望老领导杨和亭，当他知道杨生元已四世同堂后非常欣喜，主动提出要给他的双胞胎重孙取名，以让后辈永远铭记革命的不易和新中国建设的艰难。老书记说就叫“庆胜”“成功”吧。杨生元先生说：“老书记，‘庆’‘成’两字不在一个辈分上。”老书记说：“别管那么多，我们要庆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事业成功了，就让他们永远记着这个吧！”
杨和亭同志的一封信
杨和亭同志于1949年8月至1952年6月任中共临夏地委书记，其间，领导群众进行了民主建政，剿匪反霸，支援解放大军西进，恢复生产，开展生产自救和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项工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原文发表杨老致我州党史工作者的一封信，以示纪念。
仁谦同志并州党委党史研究室诸同志：
敬祝诸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全家安好。
喜接并阅读你们寄送的《中共在临夏70年》，由于惠金鹰、赵树德同大家的认真努力，完成如此伟大工程《中共在临夏70年》。今特写信庆贺，并向诸位致慰，特函致谢!
《中共在临夏70年》，编写的很好，给“大家和后代做了件大好事”。我特兴奋，高兴。
我最近撰写了《红日照陕北》，想诸位已收到，还写了临夏地区土地改革的问题，均已出刊。由于我坚持信念、坚持政治方向、坚持规律生活、坚持体育活动，锻炼脑、肾、胃、肠，性格、体格，严防六淫(风，寒，暑，湿，燥，烧)侵袭，控制七情(喜，怒，忧，悲，思，惊，恐)稳定，调理双五环节(1，吃，喝，拉，撒，睡；2，衣，食，住，行，息)。我的身体还不错。只是在“文革”中小脑被造反派打伤，小脑是支配行动的，致使我行走特别困难，一般不外出活动，每天在阳台坚持运动。
临夏地区是重要民族地区。民族工作做好了，一切工作都好了。必须坚持民族团结，培养四有人民，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你们在这方面已有伟大成就，希望今后继续坚持，前景是光明远大的。
我给诸位两句话：“勤如户枢流水，耐过松柏雪莲。”特告
此致
敬礼
杨和亭
1983年6月24日
（中共临夏州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肖俊仁）
（刊发于2003年6月19日《民族日报·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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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和亭简介
杨和亭，汉族，1910年7月出生于陕西省子长县。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杨和亭历任子长县东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区党委副书记、书记兼苏维埃主席，西北工委和陕甘晋省委特派员，陕北绥德特委组织部部长，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直属十县管理委员会书记，西北局秘书处副处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绥德地委常委、书记兼专员。1949年8月至1950年6月、1951年2月至1952年6月任中共临夏地委书记。1949年9月至1953年4月兼任甘肃军区临夏军分区政治委员。1950年6月至1951年2月任中共甘肃临夏地委第二副书记、临夏专员公署专员。1952年5月至1954年12月，担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兼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黑龙江省副省长兼政法办主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保卫组负责人，哈尔滨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文革”中受迫害。平反后，先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1979年3月至1983年5月，任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省长级待遇)。1983年5月离职休养。2003年5月9日1时20分，杨和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