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人所谓之“仁义”，有趣地偏向了“礼貌”或“礼让”。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语言现象，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概念内涵的收敛，而更可能源于人们对经久流承的传奇故事——“仁义巷”的敬重与怀念。

    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大致是讲河州籍明代重臣王竑在劝化亲属与邻里的宅地界限纠纷时，弃权势，尚礼仪，毅然回书“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五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之后，两家人幡然醒悟，各让五尺，成全了一条温馨和谐的“仁义巷”，而王尚书的美德义举也自此流传开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千古佳话。
    记得我是从爷爷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回忆中爷爷对情节的描述其实也是模糊的，但他却能字字铿锵地背出那封让人顿时陷入激动的家书。年少时的我，常常为这个故事着迷，以致在村小读书时从来就不屑于同学们在课桌上用刻刀或铅笔划割中界线的行径，慷慨地在作业本的背面奋笔疾书“让他三尺又何妨”。这样的往事也许只能归咎于童趣，但业已成为珍藏脑海的心灵笔记，我想，毕竟“仁义巷”故事让我偏爱有加，至少对先哲王尚书有过自己稚嫩的揣测和淳朴的参悟。更让人感到亢奋的是，有一年仲夏，爷爷在拆建保安山庄的老家时毅然向屋后的村道让开九尺，这样一件在爷爷看来当属情理的事，却轰动一时、哗然一片，人们私下议论：“这年头，有的人为一道地垄大动干戈，人家一下子把宅地让出这么多，怎么想的啊？”爷爷去世后的某年，村上硬化干道，老家的三户邻居自愿向爷爷看齐，纷纷让路，一条长达百余米、比原先宽三米的“仁义巷”出现了。乡亲们不约而同地记起了爷爷，啧啧地评论着爷爷的气度和远见，而我们这些家人也为这份特殊的荣耀自豪不已。毋庸置疑，爷爷“让路”一定从王尚书的“仁义巷”汲取了重要的精神养分，付诸实践则表现了自己对仁义的追求和诠释，而不经意间，留下了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参悟的宝贵精神财富。
    可能正是归咎于爷爷“让路”的善举，我对尚书王竑有了神交的渴望。据说，历史上的王竑爱民如子，正气浩然，常行“救百姓于水火，扶江山于即倒”之事。有史料为证：景泰元年，瓦刺军进犯京师，危急之时，王竑临危不惧，指挥三营亲军，奋勇迎战至援军赶到，瓦剌部众大败逃出居庸关外；次年，明代宗命王竑督办漕运，治理通州至徐州运河，兼理两淮盐务。遇凤阳、淮安、徐州一带遭水灾，流民载道。王竑自行开仓赈济，并向皇上自劾专擅罪，代宗赞赏其作为，未加责备，还派员送去赈银，命他自行发放。百姓感激地说：“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抚”，并立祠纪念。如此再来品味这则“仁义巷”的故事，更多的却是感动。以“刚直不阿，正色敢言”著称的王尚书成就“仁义巷”，绝非偶然之举，这种高尚情怀的养成一定源自他“以身任天下之重”的为官根本，是他体恤百姓的生动具化。
    尚书王竑已逝去五百多年，但他的高贵品质并着“仁义巷”的故事必将长久地被后人传说、赞颂和仿效。 
    的确，历史需要铭记王尚书，时代需要更多“仁义巷”。（马沛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