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全国进士正考完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的消息突然传来，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奋，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四月二十二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1200多人连署。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栋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河州人喇世俊和另一名临夏举人丁俊与全国应试举人联名为清廷写了请愿书，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成为河州参与“公车上书”的代表人物。 

喇世俊（1865——1946），字秀珊，回族，临夏市小西关喇家巷人。祖籍西安市，其母为云南王赛典赤后裔。世俊幼年就读城内私塾，聪慧好学，1893年中恩科举人。喇世俊中举后，任甘军董福祥部军务秘书数年，因其精于文案，聪颖练达，深得董的赏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随甘军护驾至西安。后任四川东乡县、灌县（今都江堰市）知事，他为政廉洁，政绩斐然，在处理公务和协调民事问题上无论哪个民族都一视同仁，坚持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法治理念，使当地政通人和，被群众称为“喇青天”。离任时，当地百姓曾建亭立碑纪念，上世纪七十年代，该碑尚存。 

后任造币厂总监，仍不失清白，又升任知府，因辛亥革命废清朝官吏，遂返回故里。1911年，甘肃省临时会议组成，喇世俊任议员，民国3年任甘肃实业司司长，次年任财政司司长。在任期间，他组织崇俭会，制定崇俭条例，带头执行，以转化社会风气。一次，其子任所的部下送来一笔结余款，还送有茶叶费，喇严词拒收说：“我享有国家俸禄，不可再享份外收入。”家中办喜事，他在家门上贴出“谨辞贺仪”纸条，拒收人礼。后来其子喇筱珊任一条山百货局长时，他恐其年少冒失，派一老练助手辅佐。民国十七年三月，由于兵燹天旱，临夏百姓陷于困境，世俊积极参与救灾赈济，募款捐资，自捐白银400多两，购粮施粥饥民。 

喇世俊关心桑梓，敬教兴学，早年曾在家中设私塾，延请教师课业回族子弟。民国三十三年大拱北推举他为董事会领导人，他建议在大拱北设私立学校，招收学生数十人，教读四书五经，在喇等人倡导下，清末民初，八坊一度崇尚文化，回族青少年纷纷进城拜师求学，一批回族文士脱颖而出。他常言：“读书明理是根治落后的要诀”。 

临夏回汉杂居，历代统治者挑拨离间，导致民族间屡起矛盾，喇世俊本着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宗旨，奔走调解，颇得众望。城内缺水少渠，喇将自家花园内一溪曲流，协同几户人家，从西城墙穿洞引入城内，引灌兴华校园。 

民国19年至25年，喇世俊历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银行董事长等职，对甘肃地方工业、农业、水利等建设呕心沥血，贡献卓著，曾与邓隆创办火柴公司，修建水车等。民国26年至29年，喇被聘为甘肃省政府委员，民国32年被白崇禧推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喇因年事已高为由未到任。民国三十五年农历三月二十日病逝家中。喇世俊一生对兴办地方实业、发展教育文化、注重民族团结多有建树，省政府曾呈请国民党中央明令“褒扬”。 

喇世俊热衷于民族教育。在四川东乡县任职时，兴办教育，根据四川省宣汉县东乡镇第一完全小学单位大事记载：“1908年，（清光绪末年），知县蔡冕、喇世俊先后策划，就东邑边陲来鹿书院和考棚（现宣汉县城东党校址）稍加补葺，创立了‘东乡县立高小’，任香圃任山长（即校长）。” 

他一生为人正直，平易近人，重视民族团结，王树民在《陇游日记——河州日记》中有如下记述：“喇先生为回教耆宿，十七年变乱时，赖其以地方利益为重，使民族矛盾不致扩大，汉、回人民同颂其德。” 

而今，当你走进临夏市，便会看见两幅对仗工整的楹联：“无影无形赖有尊名通一线，非空非色全凭明命寻元真”、“莫分言三乘吾道一以贯之，须实践五功天心大可见矣”。楹联署名为清末举人喇世俊。据城角寺原学董讲，此联为“公车上书”的著名举人喇世俊于1902年撰写。另也有一幅喇世俊先生作于1913年的寺联：“此处即教门，明道修身，要晓得生于何来，死于何去；而今寻义路，归真复命，方知是共之不合，分之不离。” 

历史变迁，而道德源远流长，当今熟知历史的人们对喇世俊的文风仁德依然怀念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