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到各省相继出台的《非遗保护条例》，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的公共文化设施”等称谓，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了设立非遗展示空间的导向。2017年，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成立了传播处，协调推进非遗专题博物馆等的建设工作。同年12月，首期非遗策展高级研修班举办，旨在培养专业非遗策展队伍，提高非遗展示水平。

　　近年来，作为以展示为主要功能的一类非遗保护利用设施，非遗专题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并且逐步形成了以“非遗馆”命名这类专题展示空间的共识。2014年，浙江省101个市县已建成443座非遗馆，并希望通过5至10年的建设，争取每个市县都有一个综合性非遗馆，每个乡镇都有一个专题非遗馆；安徽省现有非遗类博物馆313个；甘肃省已建成非遗博览馆87个；到2020年，湖北省30%的市县要建非遗展示馆。这些非遗馆以一定地域、一个或多个非遗门类、一种或多种非遗项目资源为内容主体，同时涵盖孕育这些传统文化形态的地域人文历史、风土人情背景。

　　本文从非遗馆建设的主要形态、定位与发展方向、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策展中的创新趋势等方面，对我国非遗馆建设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展望。

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资料图片

　　当前非遗馆的主要形态

　　基于当前非遗馆建构的空间基础以及展示内容，即非遗门类的涉及情况，可以大致将非遗馆归纳为以下几种馆室形态：

　　以文物建筑为载体：直接以寺庙、宅第、民居等文保单位、历史建筑作为展示场馆，以非遗相关的制成品、工具等实物展陈为主。如福建省非遗博览苑、长沙市非遗展示馆等。

　　以现代公共文化设施为载体：非遗馆与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大剧院等共同构成该地区文化地标，以融合了地域特色和传统设计元素的现代建筑为场馆，通常以当代文化艺术类展览展陈为主要形态。如贵州省非遗博览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

　　以旅游景区为载体：非遗馆以旅游景区、街区中的原有旧建筑或新建建筑作为场馆，建筑外观与景区、街区整体风格一致，以该地非遗制成品代表作的陈列与非遗产品售卖相结合为主要形态。这一类型中也包括了新建的非遗主题公园和民族园、民俗村类旅游景点。如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宁波非遗保护展示中心等。

　　行业或单项非遗专题馆：无论是传统表演艺术，还是传统工艺技艺，历史文化背景是其价值阐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许多非遗项目在其传习场所建构了一个本行业、本技艺的展示空间，有的隶属历史街区整体规划，有的是出于老字号等企业文化宣传的需要。例如，位于杭州市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的中国刀剪剑、扇业、伞业等行业博物馆。有的传统工艺作坊由“前店后厂”发展为体验经济形态的工业旅游目的地，兼具制、展、售等多种功能，开辟线路供参观者观览生产制作过程，从而达到促进传统延续、推崇手艺专研的教育目的。例如，以山西老陈醋为主题的东湖醋园等。

　　非遗馆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认为，文化遗产展示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意识和增进理解。基于此目的，地区综合性非遗馆应定位于：鲜活呈现当地文化从而弘扬地域文化认同、立体索引当地资源从而充当非遗导览中枢、发挥实体机构作用组织开展传习实践3方面。

　　弘扬地域文化认同。如今，博物馆在地区文化传承与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当地文化景观中的主导要素。以当地传统文化事项与艺术表现形式为主要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建构非遗馆，在传承与传播两个维度共同促进非遗生命力的保护，记录、阐述和弘扬地方文化认同。

　　导览地区非遗资源。类似于大部头书籍的序言与索引、大型旅游景区的游客中心和导览服务，呈现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智慧和审美取向。

　　开展传习实践活动。与博物馆相比，非遗馆更强调社区参与和社会教育，因而它并不完全是博物展览类文化设施。它还包括传统戏曲表演场所、传统技艺手工坊，甚至是传统节日仪式的周期性外场活动空间。

　　基于上述功能定位，非遗馆可以存在两种主要形态：博物馆形态和文化中心形态。博物馆形态的非遗馆可以找到许多溯源形态，包括民俗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以及在国外具有一定相通性的生态博物馆和露天博物馆。文化中心形态的非遗馆，则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包括体验中心、传习中心等。

　　笔者认为，现阶段，非遗馆可实践的模式主要有：基于解读与导览功能的地区综合性非遗馆、基于整体保护理念的生态博物馆、基于非遗普及性教育的体验中心、兼具展示与实践功能的传习中心4种类型。

　　基于解读与导览功能的地区综合性非遗馆。这类场馆通常不再以收集、保管和展示实体藏品为核心，而是作为传播非遗价值的专业机构，更为强调其信息与知识传播功能。

　　基于整体保护理念的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起源于1971年的法国，是“新博物馆运动”倡导的博物馆形态之一。勒内·里瓦德1988年提出的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简洁对比公式，可以帮助人们快速理解生态博物馆：“传统博物馆：建筑+收藏+专家+观众”“生态博物馆：地域+传统+记忆+居民”。这类博物馆形态可追溯到20世纪初，北欧国家保护乡土文化的“活态博物馆”运动，即以一个特色文化乡村为核心，将其视为一个活态的天然生态博物馆。目前，在欧洲较为多见的露天博物馆就呈现为这类博物馆形态。在国内，生态博物馆主要存在于民族地区，如贵州、云南、内蒙古等，以较偏远地区村落为主体。

　　基于非遗普及性教育的体验中心。上世纪中叶，科技馆的先驱奥本海姆把展示科学和技术的博物馆称为“探索馆”。非遗专题体验中心可包括手工艺体验馆、数字虚拟体验馆、剧场空间为主的传统表演艺术中心等不同形态。在国内，杭州手工艺活态馆就是完全意义上的体验馆。

　　兼具展示与实践功能的传习中心。越来越多的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传习所建构了一个兼具文化展示与传习实践功能的实体空间。有条件的地区、行业和项目还建立了非遗专题文化中心、艺术中心等，促进这一非遗门类在特定地区的弘扬与传承。

　　与博物馆类型相比，文化中心类型更倾向于营造实践活动所需的实体空间，同时又兼顾非遗专题展览、相关实物及文献资料的保管等必备空间。尤其在国外，一些实际功能等同于博物馆的机构也以“文化中心”来命名。

非遗馆内的拉洋片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资料图片

　　非遗馆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1870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章程》中写到：“创建博物馆旨在鼓励和推动艺术的研究，以及将艺术应用到制造业和实际生活，为公众提供教育和娱乐。” 可见，基于馆藏主体进行跨界性、生活化开发，这种思维在100多年前已经萌生，与当下“非遗回归生活”等实践不谋而合。其次，展陈理念与方式的推陈出新就是在迎合现代人的文化消费习惯，甚至通过隐匿教育者角色来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第三，对娱乐的忽视与博物馆的人本化趋势不符，娱乐与教育的功能同等重要。

　　因而，非遗馆既要符合实体展示基本通则，又不应陷入传统展陈思维定势，要体现非遗的活态性、人本性等特征，与“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相一致。具体来说，有3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体现非遗的活态性特征。传习与展示合二为一，当展示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越来越多的非遗馆和非遗展览试图摆脱“物的博览”展陈模式，期望展示内容与方式能够体现活态性。其中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将传习实践引入展示空间，或将传习场所提升至兼具展示功能。将传习与展示合二为一使得参观行为更为接近真实、活态的传承，更加具有公开透明的观览氛围。但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如从业者处于被观看的状态，原有秩序可能被打扰；有时展示效果并不理想等。

　　在非遗展示中，另一种动态展示解决方案就是人的现场表演。对于一些传统表演类非遗项目，演出持续拥有观众、表演者保持稳定收入是项目本身维系生命力的现实需要。因而，利用展示空间扶持项目生存、营造传承环境，同时又可满足人们文化体验式的观览需求，这种展示方式是一举多得的。

　　二是遵循展览的通俗原则。非遗馆策展要遵循通俗原则，基于普通人的视角进行设计，以达到吸引更多参观者持续关注的目的。

　　首先，对遗产的解读语言应设定为面向无专业基础、无特定兴趣的普通参观者。“通俗原则”比“完整原则”更为重要。展览文字介绍如果喋喋不休、长篇累牍、字词生僻，即使文化内涵丰富也无法留住参观者的目光。与此相反，在不造成歧义的情况下，展览文字尽量言简意赅、突出重点，使用大众熟悉易懂且节奏轻快的语言，增强观众对展览主题、展项内容的兴趣，使观众愿意深入了解该展览。

　　其次，展项的介绍文字、信息媒介的交互对话都应当严格遵守“字数限制原则”。在展示传播行为中，直观的信息传达与深层次的知识传播并不能同步实现。如果参观者对展项产生深度学习的需求，建议通过附加交互媒介、网络接入等方式获取更多知识性、研究性信息。

　　此外，通俗的展线框架十分重要。普通参观者对基于学术研究等策划的硬性框架并不敏感，甚至对在其一般认知范围外的展线框架有天然的抵触情绪，通常会采取自动忽略的方式应对，甚至产生反感。

　　三是把握商业售卖的尺度。同样是展示空间，商业博览会与博物馆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商业售卖的尺度，展示与售卖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博物馆、公共展览的某种底线。在各类非遗馆中，具有商业背景的行业馆、单项馆也需要保持一种公共展示空间的姿态，如果商业性变强，则会有展会的嫌疑，甚至会被认为是博物馆的营销机构。

　　与此同时，非遗馆也需要提供参观者商业售卖体验。参观者进入非遗馆后，自发地产生基于纪念价值、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购买性行为需求，因而，非遗馆提供给参观者的一类体验就是非遗项目制成品及衍生产品的售卖。从文化旅游的视角，美国学者瓦伦·史密斯提出的“四重框架理论”正是对工艺品需求现实存在的佐证，即可以用“4H”——栖息地（Habitat）、遗产（Heritage）、历史（History）和工艺品（Handicrafts）来概括遗产旅游的核心资源。

　　因而，不必盲目地排斥商业售卖行为，而应着手研究非遗馆中商业售卖的尺度问题。比如，传统博物馆主要售卖纪念品、文物文创产品，设置纪念品专区是传统博物馆的通用做法。但是，非遗馆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工艺技艺类非遗项目制成品通常都可出售，加上文创衍生产品，可售卖的商品数量、种类、形态等与传统博物馆商品的涉猎范围差别较大；另一方面，许多产品的主要用途是生活日用，与博物馆商品主要用于审美、纪念的功能定位也完全不同。

　　对于许多非遗项目来说，制成品的售卖就是促进传承的直接方式，因而非遗馆要在购买体验的提升方面不断创新，发挥促进传承的功能。在展厅中投放商业售卖的信息，不能沦为直接粗放的“推销”，而应转化为一种基于用户体验的新型服务，通过创意设计、互联网衍生等方式调和非遗展项本身具有的商品性问题。当然，一切商业售卖的介入，都应该建立在适度的基础上。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