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民族关系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中华民族发展趋势是，各民族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交往越来越密切，交融越来越明显。从统一和分裂看中国民族关系，在统一时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都是中国的统一；在分裂时期，是同一个国家内的纷争。从历史上民族政策看民族关系，多种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并存，保证了民族共聚于一个国家之内。历史上的民族政策适应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和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需要，使中央政府与各民族的关系越益紧密，管理逐步趋向同一，共同性不断增加。历史上各民族交融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显著。历史经验证明，各民族只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才能促进各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民族关系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多角度地分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寻求规律性的认识，对分析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从中华民族发展趋势看中国的民族关系

　　纵看历史，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大趋势可以看到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的民族(或部族)很多，先后不啻数百个之多。中国传说时代华夏和九黎共存。商、周时期除华夏先民，还有戎、狄、羌人。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先民从黄河中下游向周边延伸，北方有狄、戎、胡，南方有百濮、蛮、越，西方有羌、月支、氐等。先秦时期华夏共同体基本形成，出现了“内诸夏而外夷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用夏变夷”等思想。当时出现了“中国”与“四夷”“五方之民”等观念。①

　　秦统一中原，华夏先民势力进一步扩大，秦汉时期汉族形成。当时扶余、匈奴、月氏、羌，都有较大势力。汉朝沟通西域，经营匈奴，征服西南夷，版图扩大，各民族密切交往。后南匈奴渐与汉族混同，东胡等族也渐衰亡。汉代强调夷、夏有别，发展了先秦“五方之民”的论述。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诸夏共祖，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看作一统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体现了民族大一统思想。②

　　三国魏晋时期，匈奴内迁，鲜卑南进，吐谷浑西移，形成少数民族大迁徙局面。十六国时期，有13个少数民族政权，有的已进入中原。南北朝时期，南朝辖中原和南方，北朝鲜卑族建立了北魏，匈奴、乌桓等民族式微。此时期第一次有了少数民族王朝的正史，南朝为晋室的延续，自诩正统所在，北朝占据中原，自以为中国。各王朝史家以本民族为正统。③

　　隋、唐统一中国，北制突厥，西连回纥，开丝绸之路；南和吐蕃，实行和亲。鲜卑、柔然逐渐消亡。唐初四夷宾服，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④的主张，对各民族也有一定的包容性，体现出华夷一体思想。但唐代更多的士大夫坚持华夏正统论和华夷之别。隋唐时期所修正史立有民族列传，基本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记述各族历史，正史中的四夷体系化记述模式确立。⑤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朝代更迭频仍，少数民族政权勃兴，契丹强大，吐蕃崛起，南诏建国，出现分立局面。

　　辽宋夏金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王朝鼎立，同时还有回鹘、吐蕃、大理，形成了中国又一次政权分立时期。宋朝以正统自居，华夷之辨空前严格。辽、夏、金接近或进入中原地区后，都逐渐产生不自外于中国的华夏正统观念，也以中国正统自视。辽、宋“澶渊之盟”后，互称南北朝。⑥当时中国出现了多“中国”并存的现象。

　　蒙古族建立的蒙元王朝，第一次出现了由少数民族掌握全国政权局面。曾建立辽、夏、金王朝的契丹、党项、女真族逐渐消亡。元朝对历史上民族政权的评价较为开放，承认其正统地位。元朝对修撰前朝历史，将体例确定为“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⑦，较前代的历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和进步。

　　明朝并未完全统一中国。先是北方的蒙古，后是东北的女真，都对明朝构成威胁。明朝重视边患，突出“中华”地位。统治者为求政权的稳定，视“兴兵轻伐”为不祥。⑧当时注重民族地方的管辖和治理，如对土司的设置与土司的管理，并通过总结“制夷”之道，总结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

　　清朝又一次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满族确认自己“为中国主”⑨。康、雍、乾三朝发展至鼎盛，中后期政治僵化，文化专制，闭关锁国。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领土蚕食，经济掠夺，文化渗透。晚清时一些学者开始从“中国”的角度撰述民族史，四夷成为“中国”之内的民族，初步形成“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⑩这是民族史观的巨大转变。

　　民国时期，孙中山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救亡图存，共同抗日。这一时期出现多种以“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为题的论著。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新的民族理论认识。

　　总之，在中国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部族)众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民族间的密切交流，民族数量的总的趋势是减少。不仅是一些小的民族，即使一些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民族，如匈奴、东胡、鲜卑、柔然、羯、氐、渤海、契丹、党项、女真等也都消失了。一些民族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目前中国有56个民族。汉族不断吸附糅杂各民族成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中国历史发展脉络表明，各民族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交往越来越密切，交融越来越明显，关系越来越紧密。人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由“华夏”和“四夷”的对立，到“华夏”范围不断扩大，“四夷”渐趋边缘化，再到中国包括所有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

　　二、从统一和分裂看中国民族关系

　　中国的历史上，有统一，有分裂。《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写了一段精彩的论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中国历史来看，这个论断有深刻的道理。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历经多次战乱、分裂，但依然归为一统，主要是有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而世界历史上一些曾有强大势力和影响的国家，分裂、灭亡后再也不能恢复统一。中国有“合”的趋势，有强烈的统一理念。这种理念的基础是各地区、各民族之间越益紧密、难以分割的关系，使各民族对“中国”的认识不断升华。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叙述单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的名义、“中国”的正统对各民族显得越来越重要。

　　南北朝时期“中国”已成为正统的代名词。《魏书》称北魏是“中国”“皇魏”“大魏”，并宣称魏乃“神州之上国”。历史上各王朝以金、木、水、火、土五德传承，是华夏正统观的重要内容。魏孝文帝下诏定德运为水德，(11)是继承“中国”的重要标志。北魏称东晋为“僭晋”，称南朝宋、齐、梁为“岛夷”，从名义上标榜拓跋魏的正宗地位，而南朝正史则视北魏为“虏”。

　　辽宋夏金时期也是中国分裂时期，但各王朝都不自外于中国，争抢“中国”名义，并以“德运”之说维护自己的正统。宋受周禅，为火德。辽朝统治者在接受华夏文明后，“中国”意识逐步产生。辽兴宗重熙年间开始以北朝自称，道宗末年修成的《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12)，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明确认同。辽承石晋的金德，称本朝为水德。西夏景宗立国称帝时向宋朝所上表章即蕴含正统意识，如“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13)。西夏也遵循“德运”之说，定为金德。金朝自熙宗改制后，汉化更趋明显。至海陵王时代，以华夏正统自居。金朝也持德运之说，原定金德，后更定为土德。(14)辽宋夏金各朝自诩中国正统，德运分别为水、火、金、土，证明当时各朝虽主体民族不同，但都认同中国的帝统。宋与辽、金互称南北朝，实际上都承认是中国。西夏称东部的宋朝为“东汉”，称西部的吐蕃为“西羌”，也显示出自己的地位和各政权同属中国的思想。这一时期虽是各朝分立，但对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皆有高度共同认知。

　　元代依民族设置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元代后期在居庸关云台门洞两侧镌刻佛经，使用了六种文字，分别为汉文、梵文、八思巴字、藏文、回鹘文、西夏文。汉人在元代民族地位低下，但汉文化代表主体、先进文化；梵文是佛经的原始文字，代表佛教文化；八思巴字代表主体民族蒙古族的文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则代表了第二等级色目人的文化。此外，在敦煌的速来蛮西宁王碑、甘肃省永昌圣容寺附近的石壁上都有这六种文字镌刻的六字真言。这证明以上六种文字是当时政府认可、流行的文字。当时虽仍有大量契丹人和女真人，但其文字却无缘进入这些石刻之中，反映出这两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地位，折射出当时的民族关系。

　　总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无论与中原王朝分立的，还是统一了全国的少数民族王朝，都力图接续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五行德运，认为自己是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的分立政权，实质往往不是民族之争，而是政权之争。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无论是汉族为统治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都是中国的统一。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属于同一个国家内的纷争，是兄弟阋墙。

　　近代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的分裂活动带有严重的外国干涉或操纵色彩。如日本侵华时期建立的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都是日本侵略者与汉奸勾结的傀儡政权。他们的分裂活动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彻底破产。当代的“藏独”“疆独”也无不受到外国势力的指使，应当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当地民族的高度警惕。当然，他们的分裂活动也一定会彻底失败。

　　三、从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看民族关系

　　民族政策是一个国家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本质上是不平等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政策，但其中成功的民族政策对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发展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后来演化成羁縻制度，宋代及以后又实行土司制度，明、清时期部分民族地区又实行改土归流。

　　羁縻制度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行政单位，保持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首领的统治地位，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并向朝廷朝贡。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羁縻府州制度，在西北、南方等地列置羁縻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当时先后设羁縻府州800多个，官职世袭。(15)这是对民族地区“因俗而治”的又一次发展。唐代前期的民族政策，集历代成功的民族政策之大成，吸取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我国民族政策的成熟发展时期。

　　土司制度是南宋及以后各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土司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政策。土司制度至明代达到兴盛。土司的职衔分武职和文职两种。(16)土司“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17)。

　　无论是在羁縻制度下，还是在土司制度下，各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名称和土司名称，皆以地域称名，基本不冠以民族名称。历史上各民族地区民族成分往往并不单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地区中的民族成分越趋复杂，因此以地域命名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这种历史经验值得后世借鉴。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即随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交往的增加，社会不断发展，在那里废除少数民族上层世袭府、州、县土官，改由朝廷任命的流官统治，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清朝“至雍正初，而有改土归流之议”(18)。改土归流反映了当时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顺应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加强交往的大势，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的联系，也强化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管理。

　　从中国历史上先后实行的民族政策看，多种类、多层次的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并存，保证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有差异的民族共聚于一个国家之内，内聚形成了中国统一的格局。适当的民族政策能适应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应各民族之间交往日益频繁的需要，使各民族关系越益紧密，共同性不断增加。

　　四、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发展趋势

　　中国各民族人民都为祖国的缔造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汉族在中国处于主体地位，对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作用。汉族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中，吸纳了很多民族的优长之处，融入了不少其他民族的成分，与各少数民族血肉相连。汉族分布地域广，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以其先进性、稳定性和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核心和压舱石的重大作用。

　　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少数民族开发了中国边疆地区。中国的陆地边疆，从北部、西部到南部，几乎都是少数民族繁衍、开发的地区。北方和西部的少数民族利用当地广袤草原的条件，发展了畜牧业。少数民族的骑射技术影响到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就是从北方少数民族引进到赵国，并逐渐推广开来。(19)水稻的栽培产生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少数民族把当地盛产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法传播到全国各地。如高粱、玉米、花生、芝麻、蚕豆、棉花、麻、葱、蒜、黄瓜、胡萝卜、胡椒、苜蓿、葡萄、石榴等作物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不少民族的手工业皆有特色，有的流传到中原地区。日常须臾离不开的桌、椅等为少数民族发明。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很高的成就，不断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陆续创制了30多种文字，记录了大量文献资料，成为我国文化宝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少数民族宗教对全国宗教的发展演变起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还在医学、印刷术、天文、历法、建筑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少数民族在保卫边疆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特别是近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民族同仇敌忾抵御外国侵略者的英勇行为，可歌可泣。至今中国少数民族这种保卫边疆的作用仍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共同发展中，形成了很多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的共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历史上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不仅覆盖着汉族地区，也浸润着各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文化和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互相影响、交流、交融，形成了世界上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各民族经过不断交往、迁徙、杂居、通婚等各种形式的交流，经济互相补充，文化互相学习，人员不断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的局面。

　　对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在学术界进行过两次认真的讨论。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认为：主流是“许多民族之间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20)。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教授认为：“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21)1988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论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认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多元统一的格局中，华夏—汉民族是各民族凝聚的核心，把多元结合成一体。(2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逐渐为学界所认同和接受。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总在不间断地进行，交流越来越热络频繁，交融越来越显著，各民族之间从来没有严格的壁垒。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民族在不断融合，民族越来越少，民族语言越来越少。中国历史经验证明，各民族只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当前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更应加强、深化交流，提倡、促进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合作，不能在民族间交流方面设置障碍。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时期是各民族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更为频繁的时期。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各民族之间紧密团结，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携手迈进小康社会，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目标。今后各民族还会有更加广泛、更为深刻的交流交往交融，互相吸收、互相依存、互相接近会更为显著，以达到更高层次的共同繁荣发展。

　　史学工作者在宣传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当前应该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提倡增强中华民族一体的观念，在保护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强化祖国意识、公民意识，加强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大力改善民生，使国泰民安。

　　原文转自：《中国史研究》

　　注释：

　　①《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8页。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70-983页。

　　②《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7-3318页。

　　③《魏书》卷一《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页；卷九五《列传序》，第2042-2043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⑤《晋书》卷九七《四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31页。《周书》卷一《文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21页。

　　⑥《文献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二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604页。

　　⑦《辽史》“附录·三史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57页。

　　⑧[明]朱元璋：《皇明祖训》序，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⑨《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

　　⑩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新民丛报》杂志第65、66号，1905年3-4月；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1907年5月20日。

　　(11)《魏书》卷一〇八《礼志一》，第2744-2745页。

　　(12)《辽史》卷六三《世表》，第949页。

　　(13)《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13996页。

　　(14)[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9页。

　　(16)《明史》卷七六《职官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5-1876页。

　　(17)《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第7982页。

　　(18)《清史稿》卷五一二《土司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4页。

　　(19)《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06-1808页。

　　(20)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1)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2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