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青海省打造“花儿”品牌的深入，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竟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笔者想从历史资料出发，就某些关键性问题归纳一下——

关于“花儿”及其称谓

大西北的山野民歌叫“花儿”，是由来已久的。“花儿”是中国西部地区以浩瀚辽阔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立体的气候特征蕴就的具有独特风貌和独具内涵的西部山野民歌。2006年，青海省四个传统花儿会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2008年，朱仲禄获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歌杰出传承人”称号；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西北花儿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西北“花儿”的特点是，传唱历史悠久，长盛不衰；传唱地域辽阔，在海内外产生影响；传唱民族众多，以西北汉语方言演唱；唱词格律严谨，口语风格浓烈；曲令繁多，地域和民族特色明显；口头传承，鲜有文字记载。

“花儿”的历史悠久。青海学者李文实认为，花儿是研究中国民歌的“活化石”，它的唱词与诗经关系密切，“不仅在内容上有一定联系，而且在形式上更鲜明地有继承演变的迹象。”二者表现的女性美、相思情、失恋苦等内容，赋、比、兴的创作手法，同韵、交韵、随韵等押韵形式，重言、叠词、叠句等技巧，完全一致。(《花儿与“诗经·国风”》，见青海民研会《“少年”(花儿)论集》，1982年)。甘肃学者王沛认为，花儿的雏形期似在秦至南北朝时期，形成期在隋元时期，成熟期在明清时期(《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青海学者赵宗福《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载：明神宗万历年间曾任职河州的高洪，任职期间曾西游湟水流域，写下了《古鄯行吟》之二：“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钞本《秦塞草》)，明确地记载了花儿当时已在河湟地区唱红的胜景，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确切记载花儿演唱的文献，比吴镇有关花儿的诗句推早了将近200年。后据甘肃学者马志勇、魏泉鸣先后考证，高弘(也为高洪)，山西大同府朔州人，举人，成化庚寅年任。高弘在任期间，至今已534年，“花儿”一词出现至少距今已530年左右了。这些研究成果表明，花儿不仅与《诗经》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内在关联，而且至少在明代就已成熟，距今至少已有六百多年的产生和传承历史。

应该看到，对这种民歌以“花儿”的称谓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除了明代高弘的记载之外，清乾隆时狄道诗人吴镇《我忆临洮好》中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诗句，清道光初年叶礼《甘肃竹枝词》中还有“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的诗句。从中可看出，“花儿”与“少年”，的确是对唱双方的爱称，古已有之，并非今人“原创”。整个明清时代，花儿已成为一些文人青睐的文学创作题材之一。只是由于清代以前，传统儒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形态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观念和官方理念都鄙视花儿，没有倡导花儿，更没有公开结集流传于世，仅靠民间口口相传，这也在情理之中。“花儿”和“少年”一歌两名的称谓，早就流行在河湟地区，这既是历史，也是不争的事实。

“花儿”的传唱地域辽阔。河湟花儿发源于河湟地区(包括青海省东部、甘肃省临夏地区)，绵延流行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四省区，以及西藏、陕西、内蒙古、四川等省区与上述流行省区接壤、相邻的一些地区。宁夏学者武宇林研究考察，西北“花儿”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中也有流行(《中国花儿通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201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歌手受青海省文化馆邀请，到西宁市广场上现场演唱了在他们国家流传的“花儿”。在青海，“花儿”已由过去的河湟地区传向除了玉树、果洛两个纯牧业区以外的所有民族自治州境内和农业区与半农半牧区。花儿已经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田野登上了高雅舞台，由“野曲儿”变为了公认的民间艺术。通过现代新闻媒体的传播，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滕晓天《花儿论集2》序言，金陵出版公司，2009年)。其流行地域之广，艺术生命力之强，是中国民歌中仅见的。

花儿的传唱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花儿在西北土著民族的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和部分藏、蒙古等九个民族中，代代以汉语口头传唱。近年来许多学者发现，甘肃的羌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歌手也在传唱“花儿”，这些民族的演员还多次到西宁参加五省区“花儿”演唱。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歌手亲到西宁演唱“花儿”，已为社会所共知。其传唱民族之多，传唱方式之奇特，传唱地域之辽阔，在民歌史上也是罕见的。

花儿的两大流派。花儿从流行的地域、唱词的格律、音乐的风格及内在的特色等，又分为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流派。河湟花儿，又名河州花儿，“少年”、“野曲儿”等，流行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是西北花儿中流行地域广阔，唱词格律严谨，演唱曲令繁多，音乐语言丰富，传承民族众多的一个流派。河湟花儿的传唱，青海省境内有西宁、湟源、湟中、大通、平安、互助、乐都、民和、化隆、循化、祁连、门源、刚察、海晏、都兰、乌兰、德令哈、格尔木、共和、贵德、同仁、尖扎等22市县；甘肃省境内有临夏、永靖、渝中、兰州、东乡、和政、广河、康乐、皋兰、永登、天祝、平凉、张家川、甘南、临潭、卓尼、临洮、渭源等18市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有同心、西吉、固原、彭阳、海原、隆德、泾源、银川、中宁、中卫、吴忠等11市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有昌吉、奇台、玛纳斯、吉尔萨姆、米泉、焉耆等6市县；专家学者们还在陕西的宝鸡地区现场采集到一些“花儿”曲令。传唱地区还有西藏、陕西、内蒙古、四川等四省区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接壤的一些地方。洮岷花儿，流行在甘肃省临洮、岷县、康乐、临潭、卓尼、渭源等6县一带，包括流行于岷县二郎山一带的南路花儿，康乐莲花山一带的北路花儿，传承悠久，演唱习俗别致，绚丽夺目，饶有特色。

青海是河湟花儿发源地之一。河湟地区即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流域，是河湟花儿的发源地，青海的东部和甘肃的临夏地区，统称为河湟地区。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复杂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后，河湟花儿在其共性的前提下，大体上逐渐形成了以流行地域为主，富有个性的特色。如，雪域高原特色的青海花儿；两个流派互相影响、共同发展，以及充满回族风格的甘肃河州花儿；别具一格的宁夏山花儿；有维吾尔族风格的新疆花儿等。花儿风格的形成和显现，表现了花儿旺盛的生命力，也体现了花儿不断发展、繁衍的客观规律。

“花儿学”概念的提出。随着花儿的发展繁荣与研究的深化，人们开始提出“花儿学”的学科概念。改革开放后，朱仲禄极力提倡建立花儿学。1989年，甘肃学者郗慧民在其专著《西北花儿会》(兰大出版社)中倡导建立花儿学，提出系统概念。甘肃学者魏泉鸣认为，花儿学成为学科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使花儿研究理论系统化(《中国花儿学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花儿的历史，其实浓缩了西北地区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花儿”所蕴含的历史人文等多种信息，其覆盖面之广，门类之多，容量之大，是其他任何艺术门类所难以企及的，它是当之无愧的民俗“活化石”和“小百科”。

关于《四季歌》的歌词和音乐

《四季歌》的歌词和音乐的发展。《四季歌》原是流传在青海省的民间小调，名为《再等上一等我》。二十世纪40年代，由昆仑中学国文教师、湟源县人石蓉久(石殿峰)以时令季节变化为线索，重新改词配词，突出了高原文化特色，定名为《四季歌》(详见《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中《醉心于青海“花儿”的文化名人》，2016年6月青海人民出版社)。

1942年3月，音乐家王云阶与夫人李青蕙从重庆市来青海省从事音乐教育，王云阶被安排到昆仑中学教音乐，李青蕙在青海女子师范学校教音乐。在西宁市听到王洛宾努力发掘青海民歌的事迹，深受感动。于是抓紧学习和记录青海民歌。王云阶并编辑《青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乐艺》，将广泛搜集的青海花儿和其他民歌，开辟“青海民歌专号”发表，主要有“尕马儿”“山丹花开”“白牡丹”“水红花”、《四季歌》《菜籽花儿黄》等。据王云阶在《生命狂想曲·乐章之一山丹花》中说，“《四季歌》原是青海民歌《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调，由当时在昆仑中学教国文的老师石蓉久(石殿峰)先生配词的。” 王云阶在保持原调式、音调和青海地方风格的基础上，运用创新手法对音调、节奏加工改编，增强了律动性，欢快而抒情，于1943年在《乐艺》副刊发表，很快就流传了。自此，其曲调也基本定型。

《四季歌》流传开的当年，根据青海省原民国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安排，在西宁乐家湾兵营辅导春节社火演出节目的王洛宾、周宜逵等人，编排了一出社火歌舞节目，名叫《八大光棍》，其伴唱和音乐以《四季歌》为主，将这首歌作为基本的音乐素材。兵营社火到民间演出后，受到老百姓欢迎，遂广泛流传，至今成为青海社火的传统节目。《八大光棍》推动了《四季歌》的流传。二十世纪40年代，《八大光棍》的确已成为青海社火的保留节目，得到当时亲自参加过民间该节目排练的人们的确认(罗耀南《莫把“花儿与少年”歌舞剧当做青海民歌集》)。

1955年，作曲家唐其竞根据朱仲禄的演唱，记谱改编为钢琴伴奏并适于女高音独唱的《四季歌》。民歌先后收入《中国音乐词典》、《音乐欣赏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