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含章：“花儿”研究的先行者

郭正清

牙含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进行过花儿的搜集整理，并开创了花儿的理论性研究，他从花儿的丰富的文学内容和绚丽的音乐形象两个方面，对花儿渊源、流派、格律、语言结构、音乐特征、演唱形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系统地提出花儿学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许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至今，在花儿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没有超越当年牙含章先生的研究的范围和达到的学术水平。牙含章先生的花儿学的研究论著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文学著作，是为我们留下的一笔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学遗产。

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成果现存文字有三个部分：一是他写的一篇花儿研究文章——花儿再序。这是一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证严谨的理论研究文章，内容包括花儿分类及结构方面诸问题，如花儿流行区域、花儿的分类、花儿的构成要素、花儿格律句式、花儿的音乐形态、花儿典令、花儿的音调、花儿方言、花儿的虚字、衬词、衬句、花儿对唱、花儿会场等，囊括了花儿的基本理论问题。二是他搜集整理的一百余首花儿歌词，这里面包括本子花儿“杨家将”、“三国”、“清朝传”；叙事花儿“十二月”、“五更曲”、“二月杏花天”；和40多首“野花儿”。三是关于花儿注释的一封信，主要论述了花儿中的地名考证问题。

这些材料是牙含章先生1936年在夏河拉卜楞为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活佛和活佛的哥哥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作翻译和秘书时，寄给《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稿件，后被张亚雄先生收进《花儿集》一书，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无法认识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研究的全貌。

2002年10月底，我写出了《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一文的初稿，请牙含章先生的外甥女既他小妹妹的大女儿唐秀兰女士过目。她看了后提议向她健在的姨妈、即牙含章先生的大妹妹牙伯琴，询问牙含章先生研究花儿的情况，同年11月16日，在唐秀兰姐妹的陪同下，我访问了牙伯琴女士。她清楚的记得牙含章先生研究花儿的时间是1933年到1934年间，那段时间牙含章先生从兰州上学回来后在临夏闲居。她说：“我们老家（即和政县买家集牙家嘴）周围兴唱山歌（花儿）。哥哥在老家上学的时候，经常把听到的山歌记在本子上存起来。哥哥研究山歌写文章，是他从兰州上学回到河州城，在家中闲坐的一段时间搞的。时间大概在民国二十一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到1934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大柳树巷的上下院。有一段时间他整天在下院抄呀写的都是山歌，有厚厚的一叠。我们进去，他不让看，把我们赶出来，他倒扣上院门写。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搞这个事情。他结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写这类东西，后来，他为避兵又到夏河拉卜楞去了”。

从牙伯琴女士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出牙含章先生整理研究花儿时的思想状况、时代背景及心理动机。具体地说，牙含章先生研究花儿外在的原因，在兰州上学时接触到新文化运动中搜集民间歌谣的影响，也积极搜集自己家乡的民歌花儿。从内在的因素讲，在家庭骤遭变故，在丧父失母余痛未消，又面对无助的苍凉心境下，从搜集整理研究花儿中，既有得到安慰、解脱苦闷的精神需要，又有走文学道路的初衷。牙含章先生民国五年（1916年）出身于和政县的一个殷实的家庭，他的父亲牙善清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学士，任过和政龙泉学堂教习和临夏风林学堂的教师。后为凉州军阀马廷骧赏识，聘为管其大河家老家财务的师爷。民国17年（1928年）发生的河州事变改变了他家庭的一切。当时马廷骧弟马廷贤伙同马仲英组织“黑虎吸冯军”，公开对抗冯玉祥国民军。这时他即预感难免祸患，于是提前托族弟牙尚贵通过社会关系，把正在临夏学堂上学的12岁的牙含章迅速转送到拉卜楞寺院躲藏，国民军刘郁芬疑时任凉州镇守使的马廷骧是马廷贤、马仲英的支持者，并以此借口出兵大河家清剿马廷骧的武器和金银财宝。牙含章父亲既为马廷骧管财务的师爷，国民军即同其“谈判”（实为国民军拷问银窖藏处），最后“谈判”破裂（即牙未说银窖藏处）而被杀害。他的母亲闻讯后惊悸中得病去世，姐姐也染病不治而亡。当牙含章避难一年多回家时，自己的父母、姐姐皆入黄土。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遭到的精神打击和心灵创伤之惨重可想而知。这时家庭的财物集中在他的新妈手中。民国二十年（1931年），其新妈席卷金银带着他和小妹到兰州生活，他入兰州五中读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当他初中毕业时，新妈改嫁，家资易人，无助中他便带着小妹回到临夏老家。这以后的一年多，正是牙伯琴女士说的牙含章在家看书、整理研究花儿的时候。这时，从大的方面来说，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侵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围追堵截之中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国内政局不稳，统治甘肃、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两大家族除内部进行倾压的同时，还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残酷的势力角逐，使得甘肃政局更加混乱，各族人民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牙含章在兰州上学的几年中，耳闻目睹了这种状况。从小的方面来说，这时他的家庭也处于也风雨飘摇之中。父亲为保马廷骧家族的财产而殒命，导致家庭破碎，资财散失，经济状况一落千丈。自己无法继续升学，还要照顾年幼的两个妹妹。今后走向何方、命运如何。这些，使他陷入国家命运、家庭命运和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之中，其心境何等的凄苦，何等的苍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花儿研究，，表现出其精神上同下层民间心声融为一体。花儿中体现出来的人民性促进了他思想的觉悟，意识上同苦难的老百姓心心相印。花儿深厚的文学性，也试图引导他走文学道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花儿的苦难中追求光明的达观精神，促使他从思想上同苦难的中国老百姓命运紧紧结合，而引发自己对前途的积极追求。实际上，在他集中精力进行花儿的整理研究，初有成效的时候，统治青海的马步芳升任国民军青海暂编师师长，为扩充军队他在临夏一带大肆抓兵，牙含章又只身奔逃夏河拉卜楞，作了五世嘉木样和黄正清的汉文翻译兼秘书，辅佐军政事务。这期间，张亚雄参加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征花”，他便把自己研究花儿的文章《花儿再序》及精选的100多首花儿唱词寄给了张亚雄。翮后不久，他随嘉木祥活佛赴藏学法。期间他从一张印度侨报上得知抗日战争爆发，便决定去延安寻找共产党。征得嘉木祥的同意后，绕道印度、新加坡、经香港到达延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直至终身。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对他追求积极人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

也是在2002年11月，找过牙伯琴女士后，也是唐秀兰女士在电话向其现居北京的舅妈——牙含章先生的夫人鲁华女士询问此事。鲁华女士在电话中告诉她：现放着一本牙含章先生保存下来的《花儿集》，书中有牙含章先生的批注和记号，若需要她可以寄来让我看。2002年11月30 日，鲁华女士寄来了《花儿集》。这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重庆青年书店出版的初版本，书中有牙含章先生的三段批注，和十多处用毛笔或红铅笔打的记号，标出他所撰写的文字。另外，对第七章《花儿再序》和第十章第五节《关于注释的话》一些排印中的漏字错别字进行了校正。

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成果，长期湮没在张亚雄先生所著的《花儿集》中。张亚雄先生虽然在书中多处提到牙含章先生给他寄的文章、写的信件和搜集整理的花儿，但叙述比较零散，无法看出牙含章先生花儿研究的全貌。直到牙含章先生在《花儿集》上的批注的发现，以及牙含章先生的亲属们对其整理研究花儿的回忆介绍，才使我们对他著作的全貌，以及研究的整体情况，才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才能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

牙含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全面系统研究花儿的。也是临夏知识分子中整理研究花儿的第一人。先生生长在花儿盛行的地方，自小受到花儿的熏陶，熟悉并喜爱花儿，并能认识到花儿是人民心声的流露，也是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映。花儿歌唱纯洁爱情、讴歌真善美的艺术魅力常常震撼着他的心灵。他从花儿反映人们现实生活的愁怅和苦累中，激起对人民的同情；也从花儿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望中，增强着自己生活的信念。他研究花儿，既又对人民命运的关注，思想上具有人民性的体现；也有讴歌真善美的动机，以此激励自己追求光明的信心。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从了解人民的心声中，确定自己的前进方向。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牙含章，在上世纪30年代，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进行花儿——人民口头创作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利用，已经明显的染上革命的色彩。因为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白色区域文艺运动领导的加强和“左联”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的实际要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迅速的注意起民间固有的文学艺术来。牙含章先生是从花儿研究中鼓起生活风帆，走上了革命道路。花儿研究是牙含章先生早期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他的花儿著述是一生当中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对牙含章先生花儿著作恢复原貌，并进行探讨，不仅是重视他留给我们的这一份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而且对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认识牙含章先生早期的思想，深入研究牙含章先生的生命轨迹和事业成败，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史料。

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是张亚雄先生所著《花儿集》中的重要篇章和精华部分，而且他对花儿研究的思路，影响了《花儿集》的编写和出版。出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抗战时期的《花儿集》，是继袁复礼先生发表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大歌谣周刊上的《甘肃民歌选——话（花）儿》文章和31首花儿之后的一本全面介绍花儿的著作，这本书所提出的花儿学方面的观点至今熠熠放光。它是花儿发展史上的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张亚雄先生对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功不可没，对保存牙含章先生的著作也功不可没。然而，牙含章先生的花儿研究著述是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这本著作的质量也是客观事实。综观《花儿集》全书，花儿学理论方面的建设，主要由“花儿再序”这篇研究文章完成。《花儿集》介绍花儿的文章共有三篇，即“花儿序”、“花儿后序”和“花儿再序”。其中前两篇由张亚雄先生撰写，后一篇由牙含章先生撰写。《花儿集》中选收河州花儿400多首中，牙含章在“花儿再序”中引证40多首，另提供“本子花”和“野花”100余首，几占全书所录河州花儿的三分之一，成为《花儿集》的精华部分。牙含章先生论文附歌词选的编写方法也启发了张亚雄先生对《花儿集》的编辑体例。牙含章先生为《花儿集》的成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牙含章先生在花儿研究中所阐明的一些理论问题，对现在的花儿研究工作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的句、令、调三要素的观点，花儿是对歌的观点，花儿倒装句与藏语关系的观点，花儿会场的形成观点等，对于我们解开花儿学上的一些疑问和迷团，打开我们的研究思路，会有很大的帮助。

牙含章先生提出的保存花儿“原来面目”，保持花儿对唱的“旧姿”，和保护花儿会场不被“儒化”的主张，对现在抢救、保护、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