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集、收集、整理、分析、研究、调查、讨论“花儿”的过程中，我一直这样想：“花儿”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和传播力？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丰富多才的“令呢”？其原因何在？经过多年大量资料的分析研究，最近，我惊讶的发现“花儿”有许许多多的“子母令”。这些“令”，在长期的历史发转中面向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地派生变异出了许多斑烂夺目、五光十色的曲调。并且，各自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密植怒风味，丰富和扩大了“花儿”园地。我想几此问题，谈一点自己很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兴趣。（一）在“花儿”里，我们可以看到、听到许多“同令不同调”的曲子，例如：《尕马儿令》，在临夏就有四种不同的调子，加上青海流传的一种，共有五种调子。音乐工作者们为了便于区分起见，惯用“曲一、曲二、曲三”的方法，来反映这种派生变异现象。又如《河州令》，据我所知，就有十六、七种调子。解放后，人们为了好区分它们，就分别取名叫《河州大令》《二令》《三令》《四令》等等。为了形象的、恰当的说明这些“令”的特征和亲密关系，我就取名叫“子母令”。并且，按我个人的认识和观点，试做了这么个定义：“花儿”中但凡有两种以上不同调子的“令”，通称为“子母令”。 “子母令”在“花儿”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占有重要地位，甘肃的情况是这样，青海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是“花儿”研究中值得引起 注意的课题。近来，我初步做了一个统计，属于这种类型的“令”在临夏约有二十四个八十多调，约占“花儿”曲调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甘肃临夏：《河州令》《水红花令》《白牡丹令》《二牡丹令》《尕马儿令》《大眼睛令》《金点花令》《尕阿姐令》《抹青禾令》《脚户令》《呛啷啷令》《绕三绕令》《土族令》《保安令》《撒拉令》《三起三落令》《北乡令》《东乡令》《南乡软令》《尕姑舅令》《五荤人令》《麻姑令》《小六莲令》青海：《马营令》《湟源令》《好花令》《杨柳姐令》《红花姐令》《黄花姐令》《土族令》《连手令》《五荤人令》《撒拉令》《码青禾令》《大眼睛令》《金晶花令》《尕麻姑令》《水红花令》《绕三绕令》《尕阿姐令》《保安令》《河州令》从上述情况看，有些“令”的名称是相同的，但从临夏东、西、南、北四乡方言的不同以及民族的不同，同“令”的曲均有不同的变异；它们的调式、旋律、节奏等诸方面都有明鲜的区别。类似情况在甘肃、青海的同“令”曲中也有所表现，这就需要从事音乐研究的同志们认真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才能总结出不同的特点。（二）在花儿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子母令”呢？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是什么？（1）“花儿”本身的结构，具备有派生的条件，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关键所在。具体表现为：兼收并蓄了我国古代七言、五言的节奏，并把三者并为一体，显得比较灵活自然‘句式结构新颖别致，顺口流畅，活泼明快，既有宋词之形象，又有元曲之特点，读起来上口，唱起来上调。如《临夏花儿》：哎呦——雨点儿落在石头上，（阿哥的肉呀）雪花儿飘在水上，哎呦——相思病的在心肺上，（阿哥的肉呀）血儿结在嘴上。显而易见，一、三两句吸收了七言的节奏，每句为四顿，并押韵；二、四两句吸收了五言的节奏，每句为三顿，并押韵；它的句式有长有短，突出了七言、五言的束缚，边为“词”式结构，并采用了前阙比兴，后阙抒情言志的传统表现手法。“花儿”有自己朴素的格律，字数的要求并不严格，中间可以加虚词，比较活套。它的语言朴实生动，泥土味很浓厚，具有大众化的特点，保持了劳动人民活生生的语言特色，把富于表达思想感情的衬词、虚词按本地区、本民族的语法习惯灵活的应用到句子中间，扬自己朴素格律之所长，避文人严谨格律之所短，言简意明，十分精练。尤其是那些不同地方、民族色彩的虚词拖腔、润腔使各种“令儿”获得个性，反映了不同的风味，收到了不同的艺术效果。更为别致稀罕的是，它有一个奇特多变的“花胎”，在这座肥沃厚实的“花胎”上，各族歌手大显神手，播下了自己心爱的“花籽”，孕育绽放出五彩缤纷的花朵。如在一、二句和二、四句之间，增加了一句浪漫抒情的衬句，象“阿哥的肉呀”、“阿哥的白牡丹呀”等等使“花儿”独占熬头，别出风彩。（2）随着“令”的不断发转和民族化，大量出现了“花胎”变格的现象，这也是产生各种“令”的主题原因之一。（三）在每个“子母令”里，其中肯定有一个是“母令”，（即原生令）其他均为“令”所派生的变异体。那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鉴别它们呢？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引用乐理分析方法，即从它们的调式、旋律、节奏、音乐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上，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找到它的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