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里的皮毛云南的茶

茶叶（啦）换了个骏马

河州的商人走天下

尕生意做了个潇洒

这首流传在河州的“花儿”，形象地反映了河州历史上“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互市”、“西部旱码头”商贾活动盛况。

古老的河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联系农区与牧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枢纽之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促使河州成为黄河上游重要商埠的外在条件。早在汉朝时期，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重镇，隋唐时期是“唐蕃古道”通衢，元代“斡脱”商队异常活跃，明代又是著名“茶马互市” 的重要市场，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部货物吞吐量很大的集散地。尤其是茶马贸易，谱写了河州历史上的光辉的一页。       

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由来已久。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了中原地区与西北民族地区的茶马贸易。在中原王朝频繁更替和形形色色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战马和耕畜大量丧失，需要从民族地区补充。在《资治通鉴》上记载，隋代“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到了宋代，辽、宋、夏战火频起，军需缺乏，鼓励中原与边疆商贸活动，在宋熙宁九年（1076年）在河州设立了官办的买卖市场——榷场，市易司专管。招募各地商人进行市场交易活动，这时中原的农产品与民族地区的畜产品，南方的茶叶和西部的马匹生意是大宗。并且下令秦州（天水）、熙州（临洮）、河州（临夏）、岷州（岷县）等处的牙行们，组织民族地区的物资到专门市场上交易，吸引各地的买卖人互通有无，获取较多利润，资助防务，资助战争。金、元统治时期，统治者是游牧民族，鼓励畜牧业经济，耕畜和战马不缺，但是他们需要茶叶和农产品，还须交易而得，但规模远不及宋代。

而把茶马贸易推向高峰，上档次、上水平、规模化、制度化的是明代。茶马互市促进了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密切了农业与畜牧业的交流，至通有无，增加了友好往来，密切了汉族与兄弟民族的关系，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育和发展了以河州为中心的民族贸易的市场，增加了河州各族人民的商品意识，促进了河州地区“善商”特点的形成，使之逐步发展为西北货物的集散地、旱码头，为丝绸之路重镇河州注入新的活力，为具有商业传统的边陲要地焕发了青春，迎来了河州经济的“第三次繁荣”。使河州成为“秦陇以西、繁荣称首”的“乐土”地方。

一、茶马贸易的作用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明朝建立。元朝灭亡，元顺帝撤回漠北。但蒙元势力仍很强大。“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忽答驻金山（今内蒙哲里木盟东），失刺罕驻西凉（今甘肃武威市），李思齐从关中退据临洮，张思道固守庆阳。这些蒙元悍将对新生的明代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巩固新生的政权，明王朝北征南抚，筑长城，修边墙，屯田，修马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军事征讨。洪武三年（1370）明王朝伸出双拳，一打定西之扩廓，一击漠北之顺帝，“使被此自救，不暇应援”。朱元璋为解除西北边患，命大将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北征西杀，李思齐、张思道、扩廓帖木儿相继败亡；二是招降。洪武三年（1370）派许允德招谕吐蕃诸酋长，元宣慰使都元帅何锁南等一大批吐蕃头人降明，随后又派使前往朵甘、乌思藏招降，功成而还，并设卫所建置予以管理；三是修长城筑边墙。由于蒙古残余如鞑靼、瓦刺等势力强大，经常侵扰明朝西北边城，明初十分注重对西北边界防务，其中最有力的措施是修筑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全长12700里，多设城池障堠。仅在河州修筑了积石关、癿藏关、老鸦关、土门关、槐树关、沙马关、宁河关、陡石关等24关，每关设官一员，兵50名把守，一年一换，作为防番边墙；四是屯垦。朱元璋把屯田看成是“长治久安之道”，光在甘肃境内卫所屯田兵大约有10万人左右。由于大量屯田，原为荒凉贫瘠的边地如庄浪、河州、洮州、凉州、临洮等卫变成了米多价贱的富裕地区。“不数年，河州遂为乐土”；五是大量征集马匹。由于强敌在北，虎视耽耽，明王朝连年用兵，战马消耗巨大，数量锐减。为了源源不断地征集在当时条件下具有战略意义的军马，明王朝继承了唐宋以来行之有效的马政管理手段，从吐蕃一带大量征集军马，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了一套严密完整的制度和措施。

朱元璋实行茶马贸易，真可谓一举三得：壮军力、驭番民，隔强虏。《洮州厅志》中有几名话较好地概括了明王朝茶马互市之目的：“马政之善，无如榷茶羁番矣，说者以为有三大利，捐山泽之毛收騋牡之种，不费重资而军实壮，利一；羁縻番族俾仰给我而不背叛，利二；遮隔强虏，遏其狂逞，作我外篱，利三。三大利，就是三大目的。

朱元璋把茶马贸易纳入政治范畴，把它变成从政治上分化蒙、番民族和控制番民的手段。吐蕃也称番族，其经济形态是以游牧业为主的。“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以茶给番，“固番人心”。所谓“采山泽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得茶不能为中国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得矣”。“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明王朝害怕民族之间的联合，采用隔离分化蒙番，然后“分而治之”，来解除恐惧和威胁。

茶马互市的目还有羁縻和制驭西番的作用。“番人以茶为命”，“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挥地方安置住札 ，授以官职，联络相承，以马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反叛”。一方面以显爵拢之，另一方面以日不可缺的茶制之。“一背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是以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机在我”。

但是现在平心而论，茶马互市使农牧地区的物资互通有无，促使中原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关系，对保卫祖国边防，促进民族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河州成为中心茶马司

明代政府加强了对茶马互市管理，采取了国家高度集权下的垄断手法，使明代事关政治、经济、军事的这一要务得以推行。管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巡茶有御史，中茶有引由，出茶有地方税，贮放有茶仓，管马有苑马寺，岁遣钦差近使要员赍榜文于行茶所在悬示，禁约私茶出境，拨派官军把守巡视，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设立庞大的机构，制定严密的制度。

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而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时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的变化而变化。但怎么变化，河州始终是茶马贸易的中心。

设立河州茶马司的时间，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据《河州志》记载为洪武五年。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茶马司设立以后，根据情势不断调整。明初有四大茶马司，后为五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资料中，从五司变为六司，“部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据《河州志》记载，管理茶马司的机构为“监督府”。“监督府，监督茶马之任也”。设同知一员，正五品。辖三十六族，四十四关。土司招商中马，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可见其权力之大。马政，有苑马寺，有陕西苑马寺，甘肃苑马寺等。官职有卿、寺丞、主薄；下设有监，如熙春监、威远监等。官职有监正、录事；再下设苑，官职有圉长。河州有康乐苑、凤林苑等，隶于熙春监。

三、河州为金牌信符重地

金牌信符制度在明代茶马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王朝对茶马贸易管理的有效手段。通过这种管理，来保证明朝中央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的国家垄断地位，来达到“控驭番民”和强化明王朝统治的目的。此项制度始于明初，经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代，止于正统十四年，共70余年。

金牌信符实行最早时间很多书中写成洪武七年（1374年），其实在洪武五年（1372年）就有了。据《河州志》记载：“洪武五年，设立茶马司，抽分商茶，比对金牌易马”。据《循化志》记载：“韩僧端月监藏系山外川卜族番僧，洪武六年（1373年）奉勘合，同胞弟韩哈麻率领部番归附以招中茶马之劳”。而大量颁发金牌则可能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共41面金牌信符，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颁发4面，河州必里卫二州七站西番29族颁发金牌21面，其余地区16面。金牌上为阳文，藏内府，下号为阴文给诸番。正面刻有“信符”二字，背面镌有“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12个字。进行茶马贸易时，以内府阳文牌与番民的阴文牌堪合验证无误，才可交易。 

明王朝以金牌为差发马匹的凭证。凡持有金牌信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纳马番族”。“每三年一次钦差近臣赍奉前来，会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番境扎营，调集夷番，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明帝的这一想法早在洪武十六年（1388年）就已有了。他说：“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尚未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出一马，四千户则四户出一马，定为常赋，庶使其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

明代河州卫管辖的范围以内，有19个部族承担着向明朝政府纳马的职责，他们通过河州茶马司与汉族地区茶马互市的商业贸易活动，这19个部族是：珍珠族、鸿化族、灵藏族、癿藏族、沙麻族、葱滩族、老鸦族、牙塘族、川撒族、打喇族、向化族、古都族、巴咱族、红崖族、端言族、回回族、迭古族、仰化族、撒拉族。史书上称他们为“招茶中马十九族”。这19族中除撒拉、向化、鸿化、灵藏几族外，其余均河州24关之内。

严格规定茶马贸易的时间和方式，规定易马数量，对少数民族差发马匹加以制度化，强制化。在差发之时，会同镇守官统领官兵，深入番地扎营。洪武三十年，发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等入西番关口，巡禁私茶出境。在国家机器军队的控制下，驱赶番民，聚集一处，大兵围境，弹压关口，然后定点就范，以规定数量，官定价格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武力镇压，剿讨。

在国家强力推动下，茶马互市维持了多半个世纪，由于剥削惨重，茶贵马贱，还受到不可遏制的民间贸易的冲击，正统十四年（1449年）金牌信符制不得不废止。“番人为北虏侵掠，徙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缘边棘军乏运，止以汉中岁办巡获私茶私盐四五万斤易马，其余边地一切停止，金牌不复给，听其以马来贡而已”。

除“金牌信符制”以外，还有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规定和制度，如“茶法”、“马法”、“茶引由九条条例”、“稽查私茶人员规定”等等，不一而足，都是为了巩固明王朝在茶马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派出要员巡察管理。为了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明王朝派遣大量近使、钦差、御史，甚至有时还派出尚书、公卿巡察管理。数量多，官爵重，说明此项工作的重要。《明史》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岁末，派遣京官于每年“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有时三月一遣，有时半年一差，有时三年一次钦差。从零星资料收集到明初派到河州一带督理茶马而有名姓者，有尚书一员，名郁新，公卿一员，李景隆；布政使一员，王敏；近使宦官三名，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聂庆童，内使赵成；御史12人，有杨一清、邓文鉴、刘正、马文升、李润、王汝舟、翟唐、刘仑、刘良卿、脱镐、齐×、博音代等；镇抚刘正、都督刘钊等。这些都是有姓名的巡察人员，无名姓的何止数百人。

四、茶马交易的数量价格

在金牌信符制推行期间的70余年中，或是一年一征，或是一年数征，或是三年一征，征马数量，一年数百匹，或是数千匹，但大部份时间征马7705匹。仅在河州等地粗略计算，合计约在20万匹以上。

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马价，随着明朝政府对马匹的需求程度和国家对马市的垄断程度不同而常有些变化，但一般来说，往往带有强制性的官定价格，使广大少数民族深受盘剥之苦。承担纳马的百姓苦诉：“公家用几片烂树叶，骗去了我们依赖生存的良驹宝马” 。

明初，河州马价定例：“凡上马一匹给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万历二十年（1592年），上马30篦（每篦约3斤，合90斤），中马二十篦（合60斤），下马十五六篦（合四五十斤）。

清代前期，上马100斤左右，中马80斤左右，下马60斤左右。以上等马为例，顺治、雍正年间给12篦（每篦10斤，合120斤），康熙年间改篦为封，上马12封，每封10斤，合120斤。合时价银7.2两。

相比之下，清代的马价略高于明代，平均约以80斤茶换一匹马；而明代，平均约40斤左右换一匹马。说明明代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经济剥削和资源掠夺更为惨重。

明代的茶马互市，完全属于国家垄断性质，在国家高度集权控制下，国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茶贵马贱，有时贱到十几斤，二十斤茶换一匹马的程度。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下的不平等交易。

由于连续长时间大量差发，民族地区畜牧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明初“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茶马交易时“万马腾骧，殆成云锦”蔚为壮观。初，公平交易，垄断买卖，茶贵马贱，官办贸易遂之萧条。时至乾隆时，茶马司完成了使命。而民间茶马贸易日趋活跃，河州“南关客栈十八座，四方商贾云集焉。”为之写照。河州人善商特点进一步强化，养成了河州人酷爱饮茶的习俗，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款待客人，还是走亲访友，茶是河州最好的见面礼，河州人甚至把“订婚”叫做“送订茶”。在紧张的劳动或案牍劳作之余，下上清香的春尖茶，沏上白浪翻腾，蒸气喷涌之“牡丹花”开水，悠然自得地刮一碗子，熨贴极了，不失为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正是“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马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