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擀毡艺术之洗毡
东乡族的形成与手工业密不可分。成吉思汗在征服“撒尔塔兀勒”的过程中，对被征服者进行了大肆杀戮，唯独将各种工匠保留了下来，为其战争和生产生活服务。西征结束后，这些工匠中的很大一批就被安置在了东乡，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中，地名是保存历史的活化石。元代，东乡族的手工业从东乡地名中略见一斑。如托木池，意为铁匠，今隶于东乡族自治县坪庄乡;阿拉苏池，意为皮匠，今隶于东乡县坪庄乡;坎迟池，意为麻匠，今隶于免古池乡;免古池，意为银匠，今隶于免古池乡;伊哈池，意为碗匠，今隶于锁南镇;阿娄池，意为背兜匠，今隶于锁南镇;毛毛，意为毛毛匠，隶于锁南镇;达老瓦池，意为元代镇守官达鲁花赤，今隶于免古池乡。东乡以工匠命名的村落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集中。东乡的8个工匠村，现虽隶属4个乡镇，其实都分布在相近的两条辟有大路的山岭上。方圆不过5里，村庄相望，鸡犬相闻，集中联片，交通方便，是当时军事的需要。奇僻地名产生于元初蒙古人占领东乡以后。只有在元代随蒙古军东来的东乡族先民撒尔塔人来到东乡以后，才有这类地名。根据史书记载，在元以前东乡地名中从未发现有此种地名。以行业作为村落，以今天的话来说，形成了“专业村”，说明人数多、规模大，足可按行业命名村名。
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代至元年间，许多地区随路建立了诸色人匠、民匠机构，如杂造局、镔铁局、银局、染局、织局、毡局、毛子局、牛皮局、打捕鹰局、撒答刺欺提举司等。从民族成分来说，现在的8个东乡工匠村落都是纯东乡族聚居区。虽然《黑挞事略》中说，元朝工匠，回回人居其七，汉人居其三，但是东乡工匠几乎都是与回回色目人相关的撒尔塔人。从史料考察，元代东乡工匠专业村落的形成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将各地工匠集中起来迁徒而成，这是少数;一种是将元代从西域东迁的各类工匠搁置于此地，这是多数。至元三年（1266年)，“陕西等处管理毛子局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国初，收集织造毛子局人匠，并设置官员，准于世袭。”
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以破竹之势统一了漠北，继而挥戈西征，在征服“撒尔塔”百姓过程中，集中了大量的工匠，攻下费纳客忒，乞降的前队被杀，后队被分配给百户、千户。工匠、手艺人被分配给各级官员，剩下的年轻人被强编入军籍。1221年攻下哥疾宁，留下了工匠，其余皆被处死。攻下撒马尔罕，3万手艺人被瓜分。攻下玉龙杰时，徙其10万工匠于东方。攻下你沙布尔，仅留下400工匠，其余被屠杀。攻下马鲁后，仅留下400工匠及部分童男童女。由以上记述可知，有几十万工匠被迫迁至中国。
1225年西征归来的蒙古军立即投入攻伐西夏及宋所属的河湟地区。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大汗留兵夏王城，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从西域随军迁来的大量工匠、军匠等撒尔塔人，留居河州东乡一带，并在包括今东乡地区的宁河设置了工甲匠组织，由宁河工甲匠达鲁花赤管理。
《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代至元六年(1269年)，设置了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河州路属之，下设定羌、定河、安乡三县。定羌县辖今康乐、广河及东乡那勒寺川一带;宁河县辖今和政大部、东乡中南部地区;安乡县辖今临夏县、积石县、永靖县及东乡西南片和北片。
《元史·百官志》记载:“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治一员，治中一员，府判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属官:税务，提领，宁河县官，宁河脱脱禾孙(意为驿站监察官)五员，宁河弓甲匠达鲁花赤”。
东乡地名中有个叫巴苏池的，辖于东乡县免古池乡。“巴苏”是突厥语，意为“镇守官”，蒙古语称为“达鲁花赤”。所有东乡工匠地名村落都以巴苏池为中心向四周分布。从《元史》记载“宁河弓甲匠达鲁花赤”及当时宁河地望和东乡“巴苏池”地名联系起来考察，东乡巴苏池为宁河达鲁花赤驻地是可信的。以工匠村落中心作为“达鲁花赤”驻地便于管理和统治。蒙古统治者把工匠组织起来为其服务。他们把铁匠放在一起，制造武器；把制革人放在一起，制造服装、马具、弓弦；把银匠放在一起，制造各种装饰品和高级生活用品；把毛毛匠放在一起，制作衣料等。当时工匠的主要职责是为元朝军队服务。管理这些工匠的达鲁花赤则由哈木则担任。哈木则是元末从撒尔塔地方来此传教的40个先贤学者的领头人。明初朱元障还任命其为土司头人，颁赐“回避”、“肃静”牌。他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地方头人。
元朝政府对工匠的管理跟军队的管理一样，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中央设有诸色人匠总管府。《元史·百官志》记载:“诸色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之技艺，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置。总管、同治、副总管一员”。又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午)设有“管领随路诸色民匠达鲁花赤管官，秩正五品，统民匠一千五百二十五户，达鲁花赤、总管、同治、副总管各一员”。同年还设立了“管领随路打捕纳绵民匠长官，司秩从五品，掌民匠一百七十有九户”。达鲁花赤、长官各一员。当时随蒙古军来东乡的户口均是小户，平均以3口人计，8个村落有5000余人。规模已算不小。
元代的工匠，亦兵亦匠，平时为匠，战时为兵，随时抽调加入军队参加作战。历代王朝都注重户籍管理，将各类百姓进行登记，把商人编人“市籍”，把手工业者编人“匠籍”，“匠籍”是世袭的，父亡子替，有籍经营视为合法，无籍经营则予以取缔。蒙元统治者也吸收了前代有效的管理方法，将工匠均列为匠籍，不得变动，除非专颁诏令。至元九年(1272年)四月，“诏诸路军户驱丁，除至元六年(1269年)前从良入籍者，当差七年后，凡从良，文书写从便，为民者亦如之。除虽从良，并令津助本户军役”。“驱丁”包括强迫东迁的工匠在内的诸色人，虽然依诏军籍改为民籍，但仍有“津助军役”的义务。元政府不仅对工匠本人进行管理，而且对工匠子女也有规定，不得随意改动户籍。“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
元代东乡工匠专业村的生产详情，由于资料缺乏，难以详知，即使明嘉靖撰成的《河州志》中也没有记载。但从其分布、管理等情况来看，数千人的规模也不算小。随着元朝统治的解体，元代设置的各级办事机构也随之瓦解。但工匠手艺人，元朝可以用，明朝也可以用。明《河州志》记载，洪武时，在河州设置了杂造局，每年生产甲260副，盔160顶，弓200张，刀300把，撒袋200副，箭1500支，弓弦300条，斩马刀40把，长牌40面，涌珠炮52座，快枪359杆。有些技术工艺从官办流落民间，从规模经营变为个体经营，从集中生产变为分散生产。如东乡后来的铁匠、钉匠、银匠、石匠、摊毡、织褐、皮毛、染房、油房、盐业、火药、地毯等手工业都很活跃，特别是织褐、拂毡、钉补、皮毛等，颇有名气。
织褐子
东乡人把织褐子叫“木褐诺克”，在院子里、场台上，随便一块空地，支起架子即可制作。毛线一般各家各户用自产的羊毛捻成，东乡语叫“木褐他木”。东乡族农民几乎人人会捻，毛线纤细如发。褐子纬线有400根、800根、1200根不等，他们能在褐子上织出美丽的几何花纹。东乡褐子有灰、黑、红等天然色，还可染成各种色彩和图案。用精洗的褐子做制服、大衣，显得美观大方，挺括厚实，毛感很强，既暖和，又漂亮。人们对东乡褐子评价说:“织工精细，洗染俱佳，赛过呢子”。东乡褐子远销兰州、陕西、宁夏、新疆等地。
擀毡
制毡是东乡族的传统工艺，极普遍。毛毡的种类有沙毡、绵毡，用秋天的羊毛织成的绵毡最佳。毡的大小规格通常有四六毡(宽4尺，长6尺)、五七毡、单人毡、礼拜毡等，颜色常为白毡、花毡、红毡、瓦青毡，还可制成毡帽、毡鞋、鞍鞯等;制毡工具有弹弓、竹帘、柳条等;工序有洗毛、弹毛、成形、洗毡、整边、晾晒。有的拂毡工匠设计出各种典雅的图案，有“牡丹芍药”、“红杏闹春”、“松竹图”、“清水远山”等。东乡县南北二岭、龙泉、董岭一带的毡匠最为驰名，活跃于陇上口外。东乡出产的大绵毡因洁白、绵软、舒适、匀称、美观大方而享誉西北各地。
钉匠
东乡县锁南坝的钉匠，继承了先辈的传统工艺，很有名气。元、明、清、民国时期，在偏远的大西北，瓷器、铁器很少，也很昂贵。锅碗茶具等细瓷家什破了常送到钉匠处钉补。钉补工具有小火炉、金钢钻、小铁锤、小铁砧等，叮叮当当，不一会将破瓷、破锅修铆完好。金光闪闪的蚂蝗钉不仅有钉铆作用，还有艺术点缀效果。特别是修理东乡族人民喜爱的眼镜是东乡钉匠的一绝。
毛毛匠
熟皮工艺有揉制法和酿制法。揉制是洗净，用茯茶泡制后生搓致熟；酿制是用硝和药水浸泡半个多月致熟。然后裁制皮袄、皮大衣、皮鞋、皮帽、车马挽具、皮绳等。此类手艺，至今仍是东乡群众生财致富的门路。（马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