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人物】纪念我的父亲穆德彪

纪念我的父亲穆德彪

●穆秀英

我的父亲穆德彪（化名马德），是东乡族早期共产党员之一。1936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陇右地区和临夏等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曾历任和政县县长、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临夏州物资局副局长、临夏州政协副主席。1982年7月离休，9月去世。虽然父亲去世近4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些年来，我一直想为他写段文字，以表达怀念和追思，但每次提笔，留在纸上的只有点点泪痕，而无半点墨迹。

父亲少小离家，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一生历尽艰辛曲折，为临夏的解放事业和发展稳定付出了很多努力。父亲走时，除了几箱马列著作、读书笔记和几件旧衣物外，没有给家人和子女留下一点积蓄。父亲对党忠诚，顾全大局，从不计个人得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尽心竭力、鞠躬尽瘁。父亲办事公道，严以律己，秉公用权，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从来没有“私利”二字。年轻时，我总是不理解父亲，感到他的言行总和家里人过不去，每每听到父亲的教导也不以为然。等失去了父亲，回过头来追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哪一桩不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其实，这种优秀品格就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大财富，使我终身受益。

替人从军 弃暗投明

中共陇右工委成立旧址

1912年，父亲出生于东乡族自治县车家湾乡水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没有上过学，在家种地放羊。

那时，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国民党军阀经常在河州地区抓兵、派粮款派马款。1933年农历8月，东乡的马维臣从宁夏到东乡招兵，村里有钱人出面让父亲顶替他家孩子去当兵，他们欺骗爷爷说只要父亲去当兵，全村40多户人家，每户给父亲1块银元。后来，才明白乡亲们都很穷，谁家能拿出银元？就这样，父亲被抓到马鸿宾部35师209团2连1排当兵，后任副班长。先后驻扎在灵武县、环县和曲子县一带。

1936年4月，在曲子县米家塬与中央红军作战时被红一军团收编，在一师师部回民连当战士（当时一师师长为陈赓同志）。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在环县的山城堡（山城乡）参加与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的战斗，时任回民连一排二班副班长，据曾和他一起战斗的马泳同志回忆，父亲作战非常勇敢，并掩护他们撤退。

“西安事变”后，为防止宁夏马鸿逵部进攻陕北，部队先后驻扎在陕西定边县的甜水堡、三阳镇和甘肃的正宁县。1937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父亲所在的排只有40多名回族战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组织上考虑到回族战士生活不方便，全部留在后方，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三团回民排（警卫排），团长为阎红彦，政治委员杜平，部队驻扎在陕西省清涧县高家沟村。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8年8月至1939年6月，组织上把父亲送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的班主任是马青年同志）。1941年1月，父亲被安排到庆阳专区的镇原县、环县庙儿庄和定边县甜水堡等地区政府实习。1941年6月到1942年4月，又被派往延安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当时的教官是李仰南同志），当时因胃痛影响学习，父亲把一些想法说给马尔沙（牙含章）。马尔沙向甘宁工委反映了情况。

1942年4月中旬，中央民族学院的党组织通知父亲到西北局报到，在那里父亲见到了孙作宾、陈成义、李仰南、杨静仁等同志。受李仰南直接领导，与其单线联系，任务是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工作地点是宁夏吴忠堡一带。临走时，李仰南细心检查父亲的行李，发现被子的里子是灰色的军毯，到敌占区会暴露身份，于是就把自己的普通被子换给父亲，还送了一件老羊皮皮袄，发了些生活费，就这样从延安出发。走了两天到宁夏定边县城，在县城里父亲将所发的生活费光华纸币兑换成国统区货币后，就顺着长城往前走。有一天，天气突变，雷鸣电闪，下起瓢泼大雨，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无处避雨，父亲就钻进长城的一个裂缝里，用羊皮袄遮挡雨水。雨不间断地下了一天一夜，羊皮袄被雨水浸透无法带走，只好扔掉。后来不知走了多少天，到了桃葫芦县（宁夏省境内）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问路，顺便了解情况，谁知在村头有人尾随跟踪。

被捕入狱 历经考验

中共甘肃工委印刷的革命文献

中共甘肃工委纪念馆外景

当时父亲留着大胡子，化名马德，进村子后就被抓到村公所。后又送到伪县政府进行审讯，由县长朱心义亲自审问，面对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父亲都沉着机智地回答：“我是做生意的，途经马家山附近被土匪抢了。我是来报案的，你们将我抓来，我有什么罪？”在县上被关押了四天后，押送到银川市临时关押地。在稽查所审讯过堂时，他们动用了打手掌、抽皮鞭、压杠子、坐老虎凳、砸光光（用木棒砸脚踝骨）等各种酷刑，但父亲以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经受住考验，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党的秘密。

有一天，天刚亮，一个姓梁的宪兵说：“你的大限到了！”要拉出去枪毙，不一会儿有人高喊：“马尚德！马尚德！”喊了几声，没人应答。有宪兵回答道：“这里没有马尚德，只有马德。”就这样，父亲被拉上洋车（黄包车）送往刑场，走到半路上一个叫周督查的给拦住，说马尚德已找到，父亲这才幸免一死。在7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他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坚贞不屈，经受了各种考验，表现出一名地下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由于在审讯中说法、口供始终一致，使敌人没有证据，无法定罪。稽查所的书记官张某就对父亲说：“送你到国民党工兵营去当兵。”父亲执意不去当兵，又没有犯罪证据和把柄，就被无罪释放了。

从狱中出来后，父亲又返回环县找到党组织，将自己被捕的经过、狱中的情况和未暴露自己身份等情况，如实地向组织进行了汇报。第二天，环县县委书记徐西林同志派秘书将父亲送到庆阳地委，并向李仰南同志作详尽汇报，在听取汇报时马青年同志也在场。党组织对父亲被捕问题进行严格审查，并做出未暴露身份的结论。

1942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甘肃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一般党员干部对“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理解不深，思想比较混乱。要求迅速整顿甘肃党的工作。“为了有计划地整顿和推进甘肃的工作，决定重新建立甘肃工委……”“甘肃党组织应设法在宁夏、青海建立党的组织。”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这一决定，西北局民运部部长贾拓夫召集陈成义、李仰南开会传达关于组织甘宁工委的指示。不久，中共甘宁工委在庆阳正式成立，书记孙作宾，委员陈成义、李仰南等。甘宁工委成立后，派李仰南和穆德彪到盐池和三段地调查了解宁夏情况。

1943年3月下旬，庆阳地委统战部长朱敏同志找父亲谈话，表示要派他去环县庙儿庄一带去工作，因为这是回族聚居区，又是连接平凉和定边的交通要道。以父亲的回族（当时还没有识别东乡族）身份和生活特点，便于开展工作。父亲欣然接受组织安排，到庙儿庄开展工作。在这里，父亲工作了两年，主要是在回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1943年7月，因受康生所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诬陷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甘宁工委负责同志几乎都被隔离审查。甘宁工委的工作暂时由朱敏负责，当时朱敏由庆阳调任陇东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后来，朱敏也被隔离审查，刚刚打开局面的中共甘宁工委的工作被迫中断。

1945年春天，庆阳地委统战部李普英同志给父亲分配新的工作任务：“组织上决定派你到白区做地下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具体任务为：一是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并建立党组织；二是在交通要道和公路沿线，以做生意为掩护建立情报联络站。工作开展起来后，8月份到地委来汇报。联系暗号是：要找马福林。”父亲拿着组织上给的两千元法币（这两千元既是做生意的本钱也是生活费），从庆阳出发经过镇原三岔河、王家洼子，再从固原三营，翻六盘山到达隆德县的单家集，经清水县到达张家川。组织上安排，在张家川县城与沈遐熙取得联系后（沈遐熙的公开身份是开学阿訇），通过他办个路条（酷似现在的身份证）。

因属单线联系，父亲不能直接去找，等了几天都没有与沈遐熙接上头。于是又转到华亭县逢集，在集上遇见了说东乡话的马有良，两人一见如故，在拉家常时得知此人曾在马步芳的军队里当过兵，现在当地安家居住。父亲想在此地摆摊做生意，因没有人担保没有路条，无法做生意，更无法开展工作。他将这个困难告诉马有良，马有良爽快地答应帮忙办个路条。因为当时在集市上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检查、当地伪保长的盘查，如果没有路条就寸步难行；有了路条出入方便，便于开展工作。父亲请客送礼花去500多元，办了一个路条。随后在当地赶集摆摊卖布维持生活，寻找机会开展工作。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父亲的布卖不出去，就改行担盐，担盐路远利薄无法维持生活。又在隆德县的集市上摆摊卖羊皮、皮袄和皮具等维持生活，寻找联络机会。一天，父亲的摊位前来了一个人，要买用羊皮做的钱包，连续来了两三次，因价格问题生意未做成。随后，那个人叫来几个人将父亲送到镇公所，原来买钱包的那个人是镇公所的乡丁。他们发现父亲说话有很浓的河州口音，就查看父亲的路条，并说：“你是河州人，而路条是华亭县的，这里面必然有鬼，你的路条不是抢的就是偷的。”父亲说：“没错，我是河州人，但我不是土匪，是生意人。”姓翟的镇长说：“如果证明你不是土匪，你再拿个路条来，将你的东西拿了走人。”这时，伪保安团长张正才进来后，将父亲捆绑，后在保安团审问了四天四夜，没有审出什么，就放了出来，让他重新要个路条证明是生意人。

于是，父亲又找到马有良给办了个路条，不料镇公所仍翻脸不认账，不但将路条没收，而且把父亲维持生活的布、羊皮等全部没收瓜分。这时候，父亲唯一的财产就剩一床被子，父亲没有完成组织上分配的工作任务，8月份到边区汇报工作，因工作没有开展，无内容可汇报，且身无分文，就当“麦客子”（割麦子的临工），挣了些路费回到东乡老家，准备筹措资金后再返回庆阳。回到东乡老家已是秋季，那年天旱无雨，种的夏粮被晒得颗粒无收，秋粮霜冻无收成，家中六口人快要断粮。父亲将家中唯一的一头毛驴换了一头牛，将牛宰了后卖了1700元国民党法币，作为本钱，去阿干镇担砂泥罐贩卖，并积极寻找党组织。

1946年夏天，父亲去三甲集逢集摆摊时，遇见了曾一同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马永祥同志，与其接上联系。马永祥是陇右工委派到宁定（今广河县）、宁河（今和政县）等地，在少数民族农民中发展地下党员和党组织的。父亲把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前因后果如实向马永祥作了汇报，并将自己准备再次去庆阳的想法告诉他。马永祥让父亲哪里也不要去，就地开展工作。

随后，父亲就以担砂泥罐作掩护，在东乡族农民中传播共产党平等对待少数民族、解放穷人的革命思想。在东乡族农民中发展了十几个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有穆福财、穆好学、穆萨尔得、穆德财、穆进祥（穆热个）、穆好雄、穆正中、陈德财、穆有才、马民义等，这些东乡族先进青年在建立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穆进祥1950年被土匪杀害。

父亲在革命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能够坚持斗争毫不动摇，矢志不渝，坚贞不屈，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始终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获解放，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

农民县长 勤学苦干

中共甘宁工委旧址

1949年夏天，岔黑村子的乡亲们正在拔青稞，村头的山梁上下来了一队人马，乡亲们以为土匪又来了，吓得四处逃窜，有的藏在窑洞里，有的往山沟里跑。这时，一位姓陈的东乡人喊话不要跑，我们是共产党派来接人的。这才知道，这队人马是受组织委派来接父亲去和政县任职。同年11月，父亲就任和政县县长，后任和政县第三届至五届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主席、和政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当时，新生政权面临着种种困难，父亲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了解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宣传党的政策，教育他们打消思想顾虑、识破各类谣言、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剿匪、镇压反革命、惩办恶霸地主、保卫土地改革成果、抗美援朝等巩固人民政权的一系列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中，付出了极大心血，作出突出贡献。同时，也经受各种考验，尤其是糖衣炮弹的考验。如，从“四区”抓来的“松潘客”（旧时对去四川松潘地区做生意商人的俗称）被关押后，有位部下向父亲说情，“你把‘松潘客’放了，给你五十块白洋。”被父亲严辞拒绝。又如，剿灭匪首马绩福时，有人将缴获的一匹马拉来，说：“你把这匹马拉到你家去使用。”父亲说：“这是贪污，是违法的，这种事我不能做。”由于父亲没上过学，仅在延安时期学过一点文化，不能适应工作需要，1953年组织上派父亲到西安西北局党校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经过这次学习，父亲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大大提升。

秉公执法 拒腐不沾

中共甘肃工委印制的党章

1956年11月19日，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在任法院院长期间，忠实地履行法院院长职责，秉公执法，打击犯罪，惩办各类违法分子；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方针，注重案件的查纠工作，保证办案质量；正确地调处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依法严惩各种犯罪，有力地维护了临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由于文化底子薄、法律基础差，为了提高政策水平，努力使自己成为内行，常常深夜挑灯学习。在生活方面，艰苦朴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疾苦。1964年，父亲在临夏县田坪公社（现在的积石山县居集乡）搞社教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农民生活很困难，作为“四清”工作组组长的父亲和农民住在一起吃菜汤，随行的工作组成员熬不住，就和大队干部去磨坊改善生活，父亲以身作则不参加这种活动。有一次父亲下乡回家，母亲见他只穿着一件棉衣，问起衬衣时，才知道他把衬衣给了一个冻得发抖的光屁股孩子。他每月的工资除了保障家里简单的生活外，大多接济了困难群众和老家的乡亲们，有时候下乡回来身无分文。

父亲原则性很强，清正廉洁，对自己、家属和子女要求更是严格，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戚朋友谋取任何特殊照顾。东乡老家有些沾亲带故的人找到单位上，想走后门、替人说情或是上访，他都热情接待，给他们讲法律、讲政策，然后将这些人领到家里吃饭，让通信员或是由我带到附近的旅社登记住宿，住宿费自然由父亲用个人的钱买单。至于那些上访户及亲戚拿来的鸡、水果、大豆、玉米之类的礼品，原封不动让他们带走。父亲经常教育我和弟弟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更不准沾公家便宜。担任法院院长十多年，常常用自己的钱买墨水、稿纸、笔记本，拿到办公室使用。单位上谁家有困难向父亲借钱，他都毫不推辞。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下乡不在家，母亲花钱托一离婚案的当事人买了10斤葱（当时市场未开放，市面上很难买到）。父亲闻知后，认为这是搞特殊，批评了母亲，自己在全院大会上作了检查。1960年11月，州委、州政府决定动员干部家属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减轻国家负担。父亲积极响应号召，带头将我们全家迁到老家——东乡县车家湾公社。那时闹饥荒，一些亲戚朋友生活实在困难，就陆续来投靠我“当官”的父亲，要粮票、要钱。父亲除了按标准供应的粮食外，哪有多余的粮票给他们，只好在单位食堂用自己的粮票，让他们吃顿饱饭后，给些钱让其回去，而自己常常没有饭票勒紧裤带上班，全身浮肿，脸上肿得发亮，腿上一按一个凹。后来，州委领导发现家属子女不在身边的事情后，专门作了批示，父亲才将我们全家从东乡迁回临夏。

“文革”伊始，父亲因两次被捕的问题，被打成“叛徒”，住进“牛棚”，并停发工资。全家4口人只发40元生活费，但父亲每月5元的党费却是一分不少按时上缴。

1979年的春天来了。党中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拨乱反正，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同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我的父亲也迎来自己的春天。州委组织部对父亲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审查和平反，维持原结论，还父亲以清白，遂任命父亲为临夏州物资局副局长，后任州政协副主席，直到1982年离休。

平心而论，父亲确实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但他身上的那些优秀品质，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影响、指引着我。

父亲，永远是我心中的一个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