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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东渐——夏文化溯源

2022-03-30 来源:民族日报·中国临夏网  记者:张有财  浏览量: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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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东渐——夏文化溯源

● 张有财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由于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其确然的证据,尽管确立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后期的观点,但夏文化的发源地在哪里?一直众所纷纭,没有定论。专家、学者们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照大体与夏文化同一时间内不同史前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联系和影响,寻找不同史前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共同点,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夏文化的源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进而提出公元前2000年左右雄踞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夏文化的早期文化,而临夏地区则是夏文化的发源地的论断。本文结合文献学和考古学,以大禹治水为突入点,对夏文化的发源地进行了考证,得出临夏是夏文化的发源地,齐家文化是夏文化早期文化的结论。

1、临夏是大禹治水的源头

据史书记载,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华夏大地上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袭王朝——夏王朝。夏王朝的产生,源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工程——大禹治水。流传久远的“大禹治水”,与夏王朝的诞生有何内在联系?大量古文献记载,在距今4300多年前的尧舜帝时代,生活在黄河等流域的华夏各部族遭遇到一场足以威胁所有人生存的史前特大洪水。《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中国古代文献《山海经·海内篇》中描述:“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孟子·滕文公》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除大量文献记载外,近年来的考古成果也证明这场洪水造成的巨大灾难。2000年5月,考古人员在对与临夏一河之隔的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遗址发掘中,发现在已发掘的几处房屋遗址内,有14具非正常死亡的人类遗骸,比如在面积约14平方米的4号房址中,有18岁以下未成年人10具,年龄最小的仅2岁;28—45岁的4具,一组组呈不规则姿态死去。中心灶址处,一名成年人两手举过头顶,双腿弓步,死亡时身体还没有完全着地。西南部有5人集中死在一处,都是孩子。东墙壁下一对母子更令人动容,母亲倚墙跪坐在地上,右手撑地,左手紧紧抱着一名婴儿,脸颊紧贴着婴儿头顶,婴儿则双手紧搂着母亲腰部。另有一成年女性也是面向门,双手紧紧护卫着身边4个儿童。在相邻的H7房址中,俯卧着一具成年女性遗骸,她头朝向房门,身躯下搂抱着一个婴儿,而她身后,还有一名背朝大门匍匐在地的儿童。这些姿态不同、神态各异的人类遗骸表明,当时有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到先民们头上。环境考古专家发现,房址中所发现的这些人类遗骸,都埋葬在棕红色黏土中,中间还夹有波纹沙带,表明它们是黄河洪水泛滥的产物,说明这里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冲垮了河边台地,涌进当时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淹埋了滞留在房子中的妇女儿童。这一幕发生在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的齐家文化时期,其年代大体与大禹治水处于同一时期,说明史前大洪水曾真实发生过,这为大禹时期黄河流域发生的史前大洪水从考古学上提供了证据。同时,在临夏地区的北塬边缘崔家坡等断面上,到现在能清晰地看到一层厚厚的淤泥堆积,说明距今4000多年前的临夏地区周边发生了一场大洪水。

喇家遗址母子遗骸

面对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滔天洪水灾难,华夏先民不是被动地选择一味逃难,而是走向联合抗洪,当时的中原联盟首领尧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之举,最后大家一致推举大禹的父亲鲧负责治理洪水,鲧是尧的大臣,接受任务后,鲧采用堵截之法,带领百姓连治九年未见成效。结果还是洪水继续肆虐,殃民甚尤,尧治罪于鲧,后被接替尧担任中原盟主的舜帝处死,舜帝又任命鲧的儿子禹继续负责治水,禹吸取其父治水的教训,改变鲧的治水办法,改堵为疏,采用疏导之法,因势利导,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把洪水引到大海之中。禹率领千万民夫不畏寒暑,不避艰难,奔波13载,三过家门而不入,众志成城终于把洪水治服,百姓得以安生。

从当时生产力发展来看,疏河流、筑坝堤绝非个人或者一个部族所能完成的,大禹的治水工程必定得到黄河流域众多原始部族从人力和物力的大力支持。据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在黄帝部落统一华夏各部落之前,中华大地属于“万国”(部落氏族林立)时代,要解决如此大规模的水患,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黄河进行全流域治理,这就需要统一协调黄河流域的所有部族。《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与禹平水土”,表明大禹治水过程中,联合了其他众多部落,共同参与了治水工程。《尚书·禹贡》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龙门”,其中的积石就是指今天临夏地区西北端的小积石山,说明临夏地区是大禹治水的源头。

2、临夏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地区

由于历史久远,史学家们很长时间内都认为大禹治水只是一个传说,甚至怀疑历史上大禹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铸造于2900年前西周时期的“遂公盨”的出现,不仅证实大禹的真实存在,而且也说明他治水的事迹也不再是个神话传说,铭文记载:“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这与古籍《尚书·禹贡》中记载的“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相同,“遂公盨”上的金文旁证了古代文献对大禹治水记载的正确。春秋末期典籍《墨子》中曾较早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的路线,“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准、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墨子·兼爱》),到了战国中期,《孟子·滕文公》中两次提及大禹治水传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既然大禹治水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建立夏朝的大禹的出生地在哪里?文献中都有大量明确记载,《史记》载:“禹兴于西羌”;《后汉书》载:“大禹出西羌”;《吴越春秋》载:“禹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产高密(禹),家于西羌,曰石纽”;《太平御览》载:“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汉《新语·术事》云:“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些论述都说明大禹出生于西羌。西羌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以部落为单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现在我国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夏河一带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由于大禹出生在甘青地区,甘青地区是大禹的故乡,也是夏文化的发源地,虽然夏王朝后来被商王朝所取代,但生活在甘青地区的历代民众并没有忘记这位从西北走出去的世纪伟人和他一手建立的夏王朝,此后从汉朝一直到宋代,甘青地区先后出现了大夏县、大夏国和西夏等地方政权和割据政权,说明大禹和其建立的大夏与这一片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是后人对夏王朝的追忆和尊崇,其中大夏县是西汉王朝在今甘肃省临夏州广河县设立的一个县,是西汉王朝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产物。《汉书·地理志》载:“陇西郡有大夏县。”大夏县的得名与其辖区内的大夏水有关,大夏水是发源于青藏高原东端的太子山脉的一条河流,由大南岔河、小南岔河等汇流而成,流经今天的和政县、广河县境后在今甘肃省临洮县的康家崖附近汇入洮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洮河的一级支流之一,明代因将原来的漓水误称为大夏河,原大夏水改为广通河,《甘肃通志·舆地十·水道》载:“广通河,在县城西,源出临夏沙马关东北。经和政驿又东北进县城西东入于洮,一名西改河,实古之大夏河也。”大夏县以大夏水而得名,说明大夏水这一名称远早于汉代,很有可能因大夏人在此生活而得名。又据《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对大夏县的记载:“县有禹庙,禹所出也。”根据这一文献记载,部分学者提出大禹出生于今甘肃广河县地区,虽然证据不太充分,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一片地区自古以来是西羌活动的主要舞台。

3、齐家文化是中国早期的夏文化

齐家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一类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因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年—前1700年。分布范围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东部,南抵白龙江流域,北达内蒙古西南部以及宁夏南部,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渭河、湟水等沿岸阶地上,以及陕西西北部和宁夏部分地区,横跨东西约800公里。齐家文化的遗址目前发现的有11000多处。

齐家文化的人们过着聚族而居的定居生活,将聚落选建在离水源较近的黄河以及众多支流两岸的台地上,聚落规模大小不等,大者有百万平方米以上,小者不足一万平方米,房子多为半地穴式建筑,大多数房子的居住面及其四壁靠近底部的部分抹有一层白灰面,平整光洁、坚固美观,而且能起防潮作用,这是齐家文化先民在建筑技术上的一大创举。

齐家文化以原始旱作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粟,还有大麦、小麦以及豆类,除种植农作物外,齐家文化先民还通过饲养猪、羊等牲畜和狩猎来补充食物来源。

齐家文化的手工业十分发达,是这一时期史前文化中最为先进的一种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出现了冶铜业,铜器制作多用冷煅法,铜器主要有红铜和青铜两类,铜器多为小件工具和装饰品,表明当时的铜器制作是一种小规模与简单的家庭作坊进行生产。铜器的出现,表明齐家文化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社会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齐家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玉器出土,其品种繁多,主要有玉璧、玉璜、玉琮等,尤其以璧为代表的各种礼器引人注目,由于内涵及其丰富,玉文化因之成为齐家文化的重要特征。齐家文化玉器,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玉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统称为我国三大古玉系列。

齐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陶质轻薄,部分陶器经慢轮修整。陶器有泥制红陶、橙黄陶、灰陶和夹砂红陶。陶器陶制细腻,器型较小,素陶较多,独具特色,种类繁多,除罐、盆、碗、钵、豆等器型外,还出现了鬲、壶形盉、鬶、尊等新器物。

齐家文化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男尊女卑的状况,主要体现在随葬品方面。历史记载表明夏、商、周三代中国进入父系社会或男权社会,齐家文化男女合葬墓生动地展示了男尊女卑的状况,表明齐家文化已进入男权社会。墓葬形式多样,贫富分化明显,例如武威皇娘娘齐家文化墓葬的随葬器物中,陶器少者一两件,多者达37件;玉石璧少的没有,多者达83件的现象。墓葬中的女性骨架大多表现为侧身屈肢,男性仰卧直肢,反映了女性对男性的屈从地位。

齐家文化还出现了以人殉葬的现象,1973年考古人员在对齐家坪遗址发掘中,分别发现了8人和13人同葬一坑的墓葬,其中一具骨架仰身直肢者似为墓主;其余的人骨架有的有头无身,有的头骨和躯体分别埋葬,也有的三、四个头骨放在一起,对这类现象当时学者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些人是墓主人的殉葬者,一种认为头身分离的尸骨是当时日趋频繁的部落战争的受害者,同时也说明氏族社会正在崩溃,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

齐家文化已出现王权,近年来,考古人员在对齐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代表身份和权利的权杖头和玉钺等器物,其中权杖头主要存在于埃及和里海等周边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的权杖头其形状和中亚等地发现的同类权杖极其相似,说明齐家文化与中亚有一定交流,也说明齐家文化已出现王权。

齐家坪遗址

齐家文化发源于陇东黄土高原,兴起以后,走上一条向四周扩张的道路。从目前掌握的大量资料来看,齐家文化在向西扩张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凭借着在制铜、制陶、制玉工艺上等领先于同时代其他文化的先进生产力,将原来居住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先民挤压到更为偏僻的黄河上游、湟水上游以及河西走廊一带,齐家文化控制这一地区后,文化中心逐渐从陇东地区演变为以洮河、大夏河流域、渭河上游、青海东部和河西走廊为中心,进而与中亚的青铜文化产生联系;在西南部,齐家文化西南现身于岷江上游和川西北地区,在今四川省茂县营盘山和理县箭山寨均发现有少量齐家文化遗物。在四川炉霍县甚至采集到1件齐家文化双大耳罐,上述考古发现证实,从齐家文化时期从甘肃南部经川西北折向西南地区的这条历史大通道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便已凿通。东北面曾沿着黄河通道直至鄂尔多斯高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的白敖包墓地60多座墓的随葬陶器中,均发现了齐家文化的大双耳罐、高领折肩罐等齐家文化的典型陶器,并在墓中随葬有猪下颌骨,充分说明这里是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在东面,在关中东部今陕西西安老牛坡、蓝田泄湖以及丹江上游商州东龙山遗址为代表的东龙山文化陶器中,也发现了齐家文化的陶器,说明齐家文化辐射影响到这一地区,并最终促使客省庄这支延续渭河下游数百年之久的龙山文化走向衰落。

经过四处扩张,齐家文化迅速发展,成为横跨甘肃、青海、宁夏、四川、内蒙古数省区,跨越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大范围区域性文化,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内,齐家文化的面貌保持了相当大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延续时间非常久,成为一支强势的主流文化,在对周边文化施加重要影响的同时,并对之后的甘青地区的寺洼、辛店、四坝、卡约等青铜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是这些青铜文化的来源之一。

4、齐家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影响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其年代距今约为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北至晋中,西至陕县、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湖北北部,东至开封、兰考一带地区。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有密切关系,从时间上来看,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处于同一时期,齐家文化的中晚期和整个二里头文化年代是同时的,只是齐家文化在时间上横跨了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地域上连接西北和中原地区,而二里头文化只分布在中原地区;同时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恰恰同处于中国早期王权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段,其葬式和随葬品也说明二者有密切关系,除此之外,齐家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陶器、铜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和玉器等方面。

第一,陶器上的体现。花边束颈圆腹罐是齐家文化中常见的陶器类型之一,到了二里头文化一期中大量出现花边束颈圆腹罐,说明齐家文化对二里头文化陶器产生了重要影响。韩建业先生曾指出,花边束颈圆腹罐其实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前就长期流行于西北老虎山文化、菜园文化的一类器物,后期扩展至甘青的齐家文化,成为齐家文化陶器中的主要器形,二里头文化一期大量出现的这类罐是齐家文化东扩与新砦类型碰撞的结果。另外壶形盉也是齐家文化中比较典型的器物,到了二里头文化中则成为数量众多的礼器之一,说明齐家文化壶形盉是二里头文化壶形盉的源头。

第二,铜器上的体现。考古证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炼铸造确实是在较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并在当时达到了超越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最高水平。对于二里头文化青铜文明的突然崛起,在技术层面上学者们一般认可除了对本地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铸铜经验的继承外,更多地区从西北地区获得,当时这一时期只有齐家文化具有远远领先于其它文化的冶炼铸造技术和水平,说明齐家文化的冶铜技术输出对二里头文化青铜冶炼铸造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体现。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牌饰上绿松石的制作技术,主要使用了浅窝镶嵌和使用胶粘剂的平面镶嵌技术,这种类似器物近年来在齐家文化分布区的天水地区也有发现,天水发现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学界普遍认可其整体形制、风格和二里头年代在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遗址M11∶7近似。天水铜牌饰的纹饰仅上部羊角的卷曲纹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两件下部还是相同的,总体制作远不如二里头精致,天水镶嵌青铜牌饰从年代、制作技术等方面看,都比二里头铜牌饰较为原始,说明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

第四,玉器上的体现。齐家文化出土的玉器与二里头文化中的玉器大同小异,一脉相承;大玉刀和大牙璋主要流行于夏代,是夏代文化的标志,也是齐家文化的特色,证明两种文化的源流上有着共同的大背景。如积石山县新庄坪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牙璋,阑角处不出牙,代表了牙璋的最早形态,而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则普遍阑角处出牙,说明齐家文化牙璋和二里头文化牙璋在年代上存在早晚关系。另外,在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中也出土了一批玉器,这批玉器大多光素无纹,器型长大宽薄,抛光莹润,少数有纹饰也以阴刻线为主,均具有齐家文化玉器的典型风格。根据以上两种文化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果: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属于同一个大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两种文化,双方存在早晚和继承关系,从时间上来看,齐家文化就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而二里头文化又是齐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夏文化晚期的文化。

5、临夏是齐家文化的中心地区

从文献记载上来看,临夏是大禹治水的源头,是羌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也是夏文化的发源地。临夏境内大量保留下来的古地名如大夏古城、大夏川;古行政建制如大夏县、大夏郡、大夏节度衙;古河流如大夏水、大夏河,无不证明了临夏与夏文化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同时临夏也是齐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据考古调查,临夏境内的黄河干流及其支流湟水、大夏河、洮河等两岸台地上,分布着500多处大小不等的齐家文化原始聚落遗址,是齐家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这些聚落遗址分布面积大的有几十万平方米,小的只有几千平方米,这些数量众多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齐家文化陶器、铜器和玉器等文物,其中出土的玉牙璋、铜镜等都是王者之器,充分说明了临夏是齐家文化的中心地区。

禹王峡禹王宝座

为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大禹是一个出身于甘青地区的羌族人,其早期的活动中心应该是在以临夏为中心的黄河上游及其湟水、大夏河、洮河交汇处,在当时黄河流域发生大范围大洪水的情况下,受当时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的委派,率领黄河上游当时广大区域内以羌人为主力的治水大军,从今天的临夏州西北端的积石山开始,开启了全面治理黄河洪水的伟大工程。在考古学上则具体反映为:齐家文化在时空上属于大禹出生和活动的时间,是夏文化的源头,齐家文化对代表夏文化晚期的二里头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后半部分,两种文化都是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家文化是夏文化的早期,而二里头文化则是夏文化的晚期,将两种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大禹和他带领的黄河流域的治水工程,主要表现为:

第一,大禹和他的父辈均生活在甘青地区黄河上游一带,考古证明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期距今4000年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禹时代在考古学属于齐家文化时期,后来大禹带领羌族也可以说由齐家文化各部落组成的治水大军沿黄河而下进入中原,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二,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将相对先进的齐家文化带到其治水足迹所到之处,从而出现了各种不同区域、不同部族的文化之间相互产生了碰撞、交流,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这也是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既有相近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原因。

第三,大禹在治水过程中,依靠的主要力量是雄踞黄河上游的羌族即齐家文化原始先民,在向黄河中下游治水的过程中,将西北以齐家文化为主的大量青壮年男女以及具有冶铜、制玉、制陶技术的工匠带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随着这些治水大军涌入中原和他们带去的先进制陶、制铜技术,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二里头文化到了后期,其冶铜工艺取得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

第四,大禹治水带走了大量人口,使得甘青地区流失大量劳动力,导致了西北地区的衰落,这就是为什么分布广泛强势的齐家文化到后期突然消亡的原因;只有那些老弱病残、行动不便和部分不远迁徙的部落留在当地,融入后来的在西北地区兴起的寺洼、辛店等文化的先民。近年来,考古人员在甘肃临潭磨沟遗址中发现了齐家文化晚期被寺洼文化兼并的实物证据。

第五,大禹建立夏王朝以及以后的商、周王朝多在中原地区建都,中原地区此后长时期成为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条件优于西北地区,而西北地区因当时受气候、交通条件的限制,与外界交流相对困难,制约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速度;夏代及其以后,中原文化代表黄河流域的强势文化,并对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产生重要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二里头文化到后期又对黄河上游的辛店、寺洼等青铜时代文化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因而许多人便误认为华夏文化发源于中原地区,产生这种认识也在情理之中。

编辑:马少华 责任编辑:山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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