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名记范长江笔下的河州

● 马廉朴

范长江（1909-1970年），原名范希天，1909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现代著名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也是我国科技战线上卓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

193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北平《晨报》投稿并逐步当上特约通讯员。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沿途写下大量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表述；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敬意。他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该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七版，一时风行全国。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又写出《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通讯。《大公报》于1936年8月将其通讯集册出版，在中国通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用生动的文字真实还原了当时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时局状况。

因他对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于1990年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并于第二年开始评奖，以表彰业界内作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记者。从2000年开始，每年11月8日为中国记者节，也与范长江有关。1937年11月8日，在党的领导下以他为首的中国左翼新闻工作者于上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四天时间，在临夏的所见所闻 

1935年8月29日，范长江从夏河县经土门关进入临夏，至9月1日，从洮河渡口离开。4天时间里，他匆匆忙忙，记录下在临夏的所见所闻。

大夏河回藏两要地

拉卜楞为寺名，寺院规模甚大，有喇嘛近千人。其寺院建筑，远视之如洋楼，红墙金顶，光耀夺目。初至此者，直如身临十里洋场中。寺院独成一区，普通人不能居住，东约三四里为商业地带，为汉回藏经济中心。其贸易之大宗，为出口之皮毛，入口之粮食杂货。南番（即在拉卜楞南部一带之藏人）每年秋季，以大宗皮毛运至此间，交易粮食布匹而归，每年贸易总额，约二百万元，商业权十九在河州（即临夏）回人手中。

拉卜楞与河州之间的悬索桥（资料图），摄于1916年。 英国 台克满 摄

记者二十八日离开拉卜楞，顺大夏河谷地东北行，行一百四十里，出土门关始得开旷地，二十九日更行六十里至河州。河州是中国西北回教圣地。中国西北回教中主要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人物，以出于河州者为多。城池并不特大，且在平原地上，亦不险峻。然而河州之名气，却震动西北各族人之耳鼓。回人听到河州，非常的高兴，这是他们的老家，是他们财产的集中地，是人口的集中地，是各种运动的策源地。河州虽然是甘肃的地面，因为宗教和种族关系，却由青海军队布防。河州人除对甘肃负担各种捐税之外，又要负担青海的各种需求。城内汉人较多，城外几近回人。十七年国民军与回军在河州作战的痕迹，至今还可以清楚地看见。

范长江作为记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对甘南州夏河县拉卜楞商业贸易的观察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拉卜楞商业发展壮大与临夏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夏河伊斯兰教民族志》记载：大约清道光初年，拉卜楞第三世嘉木样为汉藏贸易方便起见，派专人从河州请来回、汉商人各4家，让其在拉卜楞“丛拉”上居住经商，但规定不得住藏区携带家眷。回、汉商人的生意受到寺院保护。因此，各地寺院纷纷效仿，通过各种关系，从河州等地聘请饮食、屠宰、制革化、理发等服务业者和商人到寺院附近居住、经商、开客栈等。“加科”（回汉民居住区）迅速形成，“丛拉”日渐发展。光绪、宣统之际的拉卜楞，是甘肃对外贸易的中级市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业资本开始进入中国，相继在各地开办洋行，收购皮张、羊毛、肠衣、药材等，其中羊毛、皮张为大宗。在河州和拉卜楞一带，洋行最初收购羊毛、皮张是通过与藏区有商业往来关系的商号（行庄）或精通藏语的贩子进行的。后来，洋行的拉卜楞设分店，直接收购皮毛。从拉卜楞藏区收购的羊毛，先在甘加、麦西、桑科、欧拉、合作几个地方集中，然后统一运到拉卜楞，交洋行验收过秤。再通过骡马驮运到永靖的张家嘴，雇用牛皮筏子水运至兰州、包头、天津。为洋行收购、运输皮毛的大部分是河州回商。1938年时，“在拉卜楞上下塔洼共有商号百余家，约汉、回各半，然其中最有势力者为河州帮，如隆盛和，马绍翰所设者也；德源成，马步芳在青海所设义源洋之分号也；和源号，为马矿务所设者也；此外玉盛公、义盛魁、复兴隆等均属于河州帮。”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增加了瑞俊祥（经理人喇富保，经营杂贸、布匹）、同兴成（经理人王富林）等。这些商号的资本，大都在1万元到10万元之间。

随着近代皮毛、药材贸易的发展，临夏商人在熟悉皮毛贸易路线以后，他们开始摆脱洋行的控制，开始自己把皮毛贩运到包头、天津等地，成为皮毛商的核心力量。拉卜楞贸易得到超常规发展，“拉卜楞多牲畜，每年毛产额，每年在二百三十万斤以上……营此业者临夏回商占十分之八”。

“拉卜楞牧民九倍于农民，牛羊几为主要食品，故吾人沿中山街而行，惟见肉架林立，屠户占全部商民的七分之一弱，业此业务者，皆系临夏移来之回民，资本多借于寺僧。”皮商“各商号资本在十万元以上者，皮毛商品占十分之四，资本十万元以下者甚多，约一百三十余家，多系临夏官绅回民之资本，生意较为兴隆”，可见拉卜楞商镇的形成和繁荣应是回民经商所造就的。到20世纪20年代，拉卜楞的店铺达到180多家，成为藏边地区屈指可数的大商镇。

1928年，国民党军队赵席聘部火烧临夏已过去7年多，但战斗的痕迹依然存在，由此可见，临夏遭受的巨大灾难。同时，范长江对临夏地区遭受青海和甘肃两省苛捐杂税双重负担的现象作了揭露。

“三十日记者在河州休息了一天，三十一日又首途走兰州，打算终结这一段的旅行。”

“河州所出产的水果蔬菜，记者在成都平原上所见，亦不见得比之优良，价格也非常便宜。以南方社会的工作收入，到此地来消费，必能使你不胜其舒服。”

范长江从南到北，一路风尘仆仆，但对临夏的各类水果等作物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以南方的工资、临夏的价格，用对比手法表现了临夏水果蔬菜的价格低廉。实际上，河州水果出产一直较多，据明代嘉靖本《河州志》记载的河州水果有33种、蔬菜23种。

韩集农贸市场（资料图），摄于1933年。 美国 霍顿 摄 

“河州到兰州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路，一条是北路。北路乃顺大夏河至永靖，连过两次黄河，达到兰州。东路则须过大夏河和洮河，并须越牛行（心）山、陈家山和尖山子三座大山。北路较远而平，东路较近而有山。记者闻东路住宿较便，所以走的东路。以东路来说，河兰间的距离仅二百里，因为站口关系，分为三站。第一站走四十里，宿牛行山上的锁南坝；第二站宿洮河渡口东面的墁坪；第三天就可以到兰州。”

此处，范长江先生所述有误，当时，从临夏到兰州共有3条线路：据1931年出版的《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南路。自河赴省。东南越安远坡，过和政驿，东至宁定县。又东至三甲集，东渡洮水入临洮康家崖界，北达于省。计程三百一十里，通大车。”

另据《临夏回族自治州交通志》介绍：河州至兰州的大车道，元、明、清时由于车辆的发展和普遍应用，州府所在地河州城与所属县之间都有了大车道，特别是清朝后期，河州通兰州、临洮、陇西的大车道经过不断修整，都已畅通。主要大车道有：

南线大车道：由河州起程南行，过大夏河，经和政、定羌（今广河县）至三甲集，过洮河后入临洮县之康家崖，衔接通兰州道路，全程约150公里。康家崖洮河渡口置有渡船，可供车辆过渡通行。由此东南行可达临洮、陇西等地。

东大路：自河州东行下折桥，过大夏河桥后，上东大坡至锁南坝，经牛行山下山，于唐汪川过洮河，经漫坪，大、小沙沟，湖滩，达于兰州小西湖，计程100公里。明朝御史刘翀所置渡船，卢向之所修馆舍，清朝河州知州王全臣捐资设船，均在此渡口。东路沿途山大沟深，路线窄狭且陡，仅能通行畜力驮运，是州境内的主要驮运路线之一。

北路：由河州北行经北塬至莲花堡（明称寨，清称堡，民国改置永靖县城于此），由莲花船渡过黄河，由白塔寺川直下至姬家川上坡（莲花城至此处已被刘家峡水库淹没），越山至刘家峡，过黄河经红柳台而入柏岭沟，在刘家峡越大岭，沿宣家沟沟谷行，出沟后至皋兰县的柳泉村，由黄河东下至兰州市，计程130公里。这条路由河州至白塔寺川可通行大车，刘家峡至兰州为驮骑道路，河州及北乡的群众去兰州多走此路。

“河州东北行十里过大夏河，有桥，过河后，即上黄土质的牛行山，再行三十里至锁南坝。这个牛行山一直到洮河西岸为止，计长九十里，山路甚平坦，走起来不甚困难。”

“在牛行山上向四面瞭望，山峦起伏，景象万千，因而引起了记者对于所谓‘山脉’的问题。普通多认‘山’有‘脉’，山是从一定的地方发源，也和水一样，向一方向进展。这种说法，其实不大合理。第一层，我们要问，山是怎么成功的？山是否有一个地方发源，和水一样向四方流出？水势就下，山势也就下么？一般都说亚洲山脉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分为若干支，向东西南北伸出，我不懂山的‘源’是怎样‘发’法。是液体向四方流出，遇冷然后凝结成功的吗？这当然不是的。记者看牛行山及其南北的高地，见此原为一片黄土层的大平原，经若干年风雨的冲刷，被冲洗的部分，一年比一年低下而成为谷，成为溪，余剩下来的，就成所谓‘山’。我们看在各河发源的地方，地势是高的，然而地面却大致平平。越到下游，山往往越高，峰往往越奇。这却不是山长高了而是谷被水冲深了，故反映到山势峻拔，这是水冲成的山。第二种，完全由地层之突变，如地壳之断层作用，好好一片平地，忽然一面坠了下去，剩下的一面遂成了山。火山爆发，也可以成山。总之，山者不过各种形式之高地而已。山并无脉，俗说某某山脉者，其每段地质构造，地质年代往往都相差很大，自无从谓是‘一脉相连’。事实上所谓山脉，不过若干高地彼此巧遇相连，结成一线之分水岭，遂姑以之为‘脉’耳。”

范长江认为，唐汪川的牛行山与锁南镇山梁是延伸过去的。从地貌而言，东乡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以东乡县城锁南坝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出六条大梁，夹着六条大沟，伞状分布，再由这些梁沟分出几十条支岭支沟，形成一幅绵延层叠、纵横交错的山峦图景。难怪曾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视察东乡后说：“我看见了地球的脊梁。”

“九月一日午后过洮河渡口。……”

“过江二十里宿墁坪。此地全为汉人住户，惟嗜鸦片者过半。精神萎靡，中毒已深，此种恶果，不知将遗中国前途以如何重大的创伤！负责播毒者，是否曾计算自己应负罪咎之重大。”

……

“河州境内，道路平坦，牛行山上，路亦开凿宽大，洮河以东，路全借山涧自然之形势，毫无修理功夫可言。二日连过陈家山与尖山子，即见黄河在北。河南北两岸，平畴沃野，绿林村落，精神为之大振。快马加鞭，兴高采烈，盖五十日之长途旅行，三千余里之跋涉，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也。” 

河州城郊外的大道（资料图），摄于1932年。 美国 霍顿 摄

河州作为唐蕃古道重镇、丝绸之路要冲，历史交通相对发达，据《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记载，临夏有五条古道：一为古狄道、枹罕至令居（古县名，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道，即为陇西段丝绸南路。二为枹罕、枝阳（古县名，今甘肃永登县）道，即由枹罕至哈脑渡过黄河至罗川，再渡黄河进入陈井后出新城渡，或至八盘峡渡黄河达永登，此道在北朝时军事活动要道。三为枹罕、西平（今西宁市）道，从枹罕至临津渡过黄河至乐都达西平。隋唐后，改经凤林津渡河，称河州、鄯州道，为唐蕃主要古道。宋代称河州、青唐道。四为枹罕、浇河（古郡名，今青海省贵德县）道。一自枹罕翻越达里加措山，由循化渡河至化隆（亦为河州、廓州道），再西行渡河至贵德；一自枹罕经积石关达循化至浇河，此道在北朝和唐时中原王朝与西北割据政权之间的军事活动及使者往来十分频繁，也是唐蕃重要古道。五为枹罕、洮阳道。是通往四川、西藏古道。从康乐至临潭出石门入四川；又从临潭经青海入拉萨。这条道路，于唐代，多使用于宋、元。

另据《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记载：元明时期，河州成为黄河南部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之一，驿道路线比较集中。元时在贵德州元帅府设置脱脱禾孙1员，为驿政官员，负责河州至贵德驿政。世祖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忽必烈下令“于吐蕃西界立宁河驿”（今和政县治）。过境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僧侣、使臣，常结队往返于河州、临洮、巩昌至大都（北京）驿道。呈现出“西蕃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驰骑累百，使舍至不能的地步”。明初设河州茶马司互市于积石关，乌斯藏贡道亦经河州。州境内由东到西设驿站6处，即三岔驿（今康乐县城）、定羌驿（今广河县城）、宁河驿（今和政县蒿支沟）、凤林驿（今临夏市西关）、银川驿（今积石山县银川乡西番庄）、长宁驿（今积石山县大河家长宁）。驿站之间每10里或15里设铺，州境内有19个铺。驿站传递时间和限期有明文规定。河州卫到京2100公里，经63站，限期126天。清代驿道基本沿用旧干线。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因积石关外山路崎岖难行，撤去银川、长宁两驿站，设河州西南韩家集、盘坡根2驿站。河州至循化驿道从积石关改走达里加措山，较旧驿道长20华里，计200华里。雍正初，河州至兰州干线驿道设铺递11处。州城有在城铺，州南有十五里铺；州南60—80里有三十里铺、四十里铺、和政驿铺、吉庆铺；州南100—120里有街子铺、定羌驿铺；州南135—150里有康乐县的阴山弯铺、党川铺、三渡水铺。光绪三十一年，临夏设邮政代办所，邮传与驿运业务分开办理。驿站业务逐渐衰落。

由此可见，在范长江行走大西北之前，临夏道路交通相对较好，因此便有了“河州境内，道路平坦，牛行山上，路亦开凿宽大，洮河以东，路全借山涧自然之形势，毫无修理功夫可言。”的感慨！

范长江作为一名职业记者，驾驭文字能力超凡，并且是一位会讲故事的记者，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对在河州所见所闻的描写叙述，笔者认为，最精彩的当属对河州筏子客的描述，他结合黄河运输中出现的种种急激险滩，描述了河州人勇于担当精神和忠诚性格及随遇而安的生活理念。时间已过去80多年，他对黄河筏运的描写，至今无出其右。

他写道：“记者以四月二十四日离兰州，搭牛皮筏，遵黄河以赴宁夏。西北水上交通，皮筏较木船为普遍。皮筏有牛羊皮两种，其组成方法，系将牛羊皮袋经过相当油浸工作之后，紧束头尾四肢，内胀以空气，然后以数个、十数个或多至数十百个，编成平面长方形，上再施以木架，架上可以载货搭客。又如运载羊毛水烟等数量较多之货物，则大体皆用牛皮筏，因其载量较大，一筏可以载重数万斤。更有将羊毛装入皮袋中者，如此可以省却筏上堆毛的高度。筏上如张设帐幕，则立即可以布置成功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十足的美好，而且随河水的流动，终日有千变万化的风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观赏。兼以兰州至宁夏省之中卫县一段，为黄河流域峡谷区，水急而险，较黄河之流于平沙地者，有特殊的奇象。”

河州筏运主要集中于三条河流：黄河、洮河、大夏河。因其材质和运输物资的不同，可分为牛皮筏、羊皮筏以及毛筏、粮筏、木筏。若论运输历程之长、道路之艰险，则非羊毛筏子莫属。

河州筏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据说汉代赵充国经营河湟屯田时，就用这种水上交通工具“转粟湟中”。清代光绪年间，境内已有筏运商。主要运行于黄河、湟水河道，洮河、大夏河次之。据1931年编修的《续修导河县志》记载：“黄河之运，随处有木筏、粮筏、羊毛筏，自循化县上下游起运，经导河东至于省，粮筏自循化至于导河。籴粮之处，可以起运。以牛皮革囊二十四为一筏，每筏装仓石粮六十石。羊毛之筏，开始于民国初年，由县治北乡四十里莲花渡起运，以牛羊革囊百二十为一筏，每筏约载毛三万八千斤。东达省会，至于靖远，又东北过宁夏，达于包头。县之上游冰灵寺峡，有险曰老虎口、水由南岸石窟中行半里方出，出即跌落一砍（坎），砍高十余丈，两岸逼窄若磨槽，槽之中一石高蹲，名之曰大喇嘛，筏流至此，舵工击浆于筏，舍之上流，收之下流，倘挂搭喇嘛石上，无法挽救，县之下游刘家峡，有险曰：新浪，一巨石横卧河底，首枕南岸石之上，洪涛翻腾石之下，巨浪层叠，粮筏随波漂荡，轻若一叶，或搁置于石上，或卷入于漩涡者，恒有之筏客，至此莫不心悸色变。”

“操纵皮筏之苦力，十九为甘肃河州（临夏县）之回民，亦有西宁方面者。他们的身体坚强结实，因为宗教教条的训练，他们养成了几种非常有益于身体的生活习惯，如早起，勤于沐浴，遵守时间，不吃死后的生物等，关系于他们的体格方面，非常重大。……记者所乘之皮筏，乃由一百二十个牛皮袋所组成，平稳宽舒，坐卧读书，皆甚相宜。筏上共有水手六人，分掌前后各三桨，水手名把式，中有一人为首领，名为拿事。前三桨关系重大，故以头等把式司之，拿事对各把式不但有指挥之全权，而且有保护之责任，因一个筏上之水手，大半与其首领有宗族及乡里等关系，离家时所带出之人丁，必须于返家时交还其原来之家庭。首领对于筏上之安全亦负完全责任，必须能领导皮筏免去水上一切的危险，故为首领者必须久走黄河，深习水性，而且为机警果断之人，始能胜任。”

“兰州以下黄河，在离城六七十里以后，有长六十里的大峡，险水最多，故普通水手不易通过，于是应运而产生一种专门驾驭大峡一段险水为职业的水手，名峡把式。峡把式皆系特别精通水性，熟悉水纹的老手，他们能领导皮筏，安然通过几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过了危险地带以后，他们又离开皮筏，回到兰州，做下一批皮筏的保险者。”

……

“筏入向阳峡中，峡长四十里，两岸虽有峡形，而水势平稳，无可引人紧张之处。峡将尽，见一只大头石羊窘处于石峡绝壁间，壁高数十丈，壁上有十数猎人用石顺壁下击，壁下水中有人驾羊皮筏上攻，然因崖高壁险，终无奈石羊何。以石羊此时之环境而论，因一时被追情急，遁入了这样绝地之中，但这里上下皆已无路可走，终久亦无生存的希望，然而它仍继续尽其全力以图生存，它并不即时跃入黄河，早日结束其艰难之生命。可见凡百生物，皆受此求生之自然法则所支配，人类社会此理尤为明显。一时代之社会政治制度，苟不能适合于当时大多数人生存之需要，则此大多数人必如石羊之艰苦挣扎，以求其生存之继续与发展。”

晚霞映照高原“洱海” 杜华 摄

“峡尽，地名泥湾，泥湾为一小小之黄河冲积平原，梨柳争绿，野麦正长。筏中突遇此景，心神为之豁然。此时离兰州已六十里。再由泥湾而下，即入大峡，峡把式之身手，将于大峡中施展之。”

据有关史料介绍：昔日河州筏子客多为莲花及喇嘛川一带的农民，在1951年时有1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水手是专营筏运业的世家。

河州筏运羊毛，大约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市场，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殃及内陆的甘肃河州。国外洋行纷纷到甘肃、青海等地设点收购羊毛，河州便成为外商采购羊毛的一个据点。河州本地出产羊毛虽然数量不多，而甘南拉卜楞一带藏区和青海循化、保安、巴燕戎格等地的羊毛，大部分集中后经河州东运。有些洋行还到藏区直接收购羊毛，而大部分则由当地商人代购。当时陆路运输道路艰难，且对体积庞大、数量众多的羊毛来说，陆地运输则难以承担，河州商人就选择了黄河上的筏运。

羊毛筏的航运分两段：莲花—兰州；兰州—包头。莲花段因刘家峡险窄，需用60个牛皮胎联为长方形条筏。每个皮胎内约装羊毛120多斤，筏上又载大捆羊毛，每筏载运羊毛15000—18000斤。兰州—包头段，则将2至3个条筏拼为1大筏，运量约38000斤以上。到包头卸货后，即将好皮胎折叠起来，雇骆驼运回，以备下次再用；或者雇上水船运至宁夏中卫或甘肃景泰县的五佛寺，再用骆驼运回河州。

当皮胎连成筏子时，先把皮胎排列成四行，用粗绳子绑在横杆上，上面再加顺杆，然后绑紧捆牢。这样皮袋连成一个庞大的长方体，在其前后绑上桨桩，把桨套在桨桩上。桨用一丈二三尺长、直径1尺的松木杆制成，其形似大刀。桨是操纵筏子的重要工具，犹如汽车的方向盘。每座大筏由六名水手操纵，前3人，后3人。前3人中，当中掌舵者称“把事”，其余两人叫“贴桨”，后面三人叫“叶子”。把事为一筏的主持者，筏上的人都听从把事的指挥。如果数座筏子同时运行还有一个拿事，他负责全盘指挥，各筏把事得服从他的领导。水手们走一趟包头的工资，把事约白洋60元，贴桨50元，叶子45元。返回的路费由毛商全部付给。

皮筏子上运输牛羊（资料图），摄于1916年 英国 台克满 摄

在毛筏上还备有帐篷，每到傍晚筏子靠岸或碰到雨天不能运行时，人们都进入帐篷休息。

作为著名记者，范长江对环境的描写功力非凡，他在“过大峡”一节中对筏子客与黄河险滩的搏斗至今读来回味无穷：“黄河的大峡，正同长江三峡一样，峡里航行，须有专门的领江。大峡两岸，山势比向阳峡陡峻得多，河面有时非常的窄逼，水急而常有巨滩，与近乎直角的转道。首先经过险地为‘大肠拐子’，河道数数曲折于紧狭的石壁中，稍有不慎，即可与石壁接触。其次为‘乱石头窝子’，为一乱石峥嶙之险滩，滩浪起伏如小屋，滩中并有一大水漩，最易发生危险。最险者为‘焦牛把子’，河水直冲一石崖尖上，皮筏必须对石崖放去，同时又须于未接触之一刹那，转筏下流，生死存亡之际，其间不能容发。筏上水手与搭客至此皆屏息肃静，以待命运之降临！筏上首领则站立筏上高处，全力注视水纹，一面发出各种非内行不易听懂之命令，指挥前后之水手，同时不断有‘扶达’‘扶达’……之祷告声，因回人称‘天’为‘扶达’，扶达当系阿拉伯语，在此危急之时，只好于竭尽心力之外，再求天之保佑也。”

洮河浮桥（资料图），摄于1933年 美国 霍顿 摄

“险峡既过，‘峡把式’登岸而去，一般‘筏客’（‘筏把式’之又一称呼），莫不喜形于色，盖从此到包头，已再无什么难过的地段也。他们于桨声哗啦、哗啦之际，常引颈高唱他们本地山歌，歌声高朗，震彻山谷，内容则多述边人男女爱情之思。如：‘阿哥的肉呀！阿哥来时你没有，手里提地肥羊肉。’这是说一个男子，提了肥羊肉去看他心爱的女人，而女人又不在家，男子于失望之余，唱出来的情调。”

范长江在写作河州筏子客心理时，应用了一首河州民间小调，而“花儿”作为世界非遗，描写筏子客的也有很多。“黄河上度过一辈子，浪尖上耍花子哩；双手摇起个桨杆子，好像是虚空的鹞子。”这首“花儿”将河州筏子客豪迈英姿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站在筏头板桨里，羊毛（哈）往包头送哩；远路上有我的扯心里，谁人（哈）打听者问哩。”“远看黄河是一条线，近看黄河是海边。远看尕妹是黄金莲，近看尕妹是牡丹。”“芥子花开开打黄伞，胡麻花开开是宝蓝；筏子上的阿哥（哈）讨平安，回来了尕妹（哈）照管。”这三首“河州花儿”是筏子客对亲人思念的真实心理写照。还有反映筏子客真心实意交朋友的“花儿”：“黄河里漂下个皮筏子。风大者划不到岸上。维下个花儿是钱匣子，心疼着手心里攥上。”筏子行至航道中间，面对前方峡口和两边崖，筏子客触景生情唱出心中的“花儿”：“中间是黄河（者）两边是崖，口里有两朵云彩。云彩搭桥者你过来，心上的‘花儿’（哈）漫来。”

范长江写道：

“筏客们的意识，给我们很大的兴趣。他们是生长在中国西北边上大夏河流域的河州，那里是非常接近藏族的牧畜地方。他们对于他们土著的牧畜和初期的农业生活，不感兴味，而对于东方都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则不胜其企慕之思！他们羡慕进步的、便利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对于他们传统的特殊生活方式不表现丝毫留恋。他们一到包头，总是尽其所有，购买包头市场上新式工业制造品。回到他们家乡之后，那些新知识多、新式生活工具多的人，可以大大地为他们乡里所敬重。……”

“第一日水程，就住在条城附近的河上。夕阳西下的辰光，凉风扑面，冷气渐升，忽然一个筏客赤条条的下到黄河水里，他的胸部以下都浸在水中，时而把身体移来移去，似乎寻找什么东西。这时西北的气候，傍晚天气，相当于南方的深秋，记者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打听，才知道他把我一个直径不到一寸的小茶壶盖，失坠到河里，他之所以下水，为的是把它找回来！这无异海底捞针，我想太不值，也太不易。然而怎样劝他，他也不肯起来，他的同伴们劝他，也没有丝毫移动他的心志。在我们大家已准备在筏上休息的时候，他笑嘻嘻的拿着茶壶盖上来了。于是大家热闹谈笑一阵，在这之后，记者才明白：他不顾苦痛入水找茶壶盖的意思，主要的是为了他们同伴间的颜面问题。河州回民有一个普遍性格，即是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无能。一个人的东西，不论如何没希望，他能千方百计的找它回来，在同伴中看来，这种行为是有无上的光辉！……”

渡黄河用的羊皮胎

范长江笔下的河州人虽地处边疆，但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毫不逊于内地，这也是河州虽处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结合地带，但受传统商业文化熏陶影响形成的。同时，他用一个捞茶壶的故事，表现了河州人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心理状态。

而在《红山峡和黑山峡》这一节中，他用亲身体验描述了羊毛皮筏上的艰辛和水路之艰险，并对河州筏子客诚实之性格、勤勤恳恳的做事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写道：“在羊毛皮筏上过夜，得了一个难忘的经验。本来厚厚的羊毛，积成软软的褥垫，应该有‘塞外沙发’的优点。不过羊毛白天受了强烈的日光，到夜里一齐发散出来，睡在上面的人，尽管你当空一面冷清清的，而底下一面则如蚂蚁上了热锅，片刻也难得安稳。必到中夜以后，羊毛所收热力发散殆尽，始有让你入梦的可能。但是往往在东方破晓的时候，又刮来阵阵寒风，此时不但皮筏上不能给你任何温暖，而且如果不赶紧自己披上棉衣或者皮衣，自己原有的体温，还要向外发泄，而使人感到如冬天的寒颤。”

“第二日飘过无甚险阻‘无敌峡’，经靖远城边，往下直放。忽然大风扬沙，水纹不能辨识，乃被迫停靖远下十五里之河滩边。”

“皮筏行黄河中，除峡内情形稍异外，在平流地方，完全看水纹而行，择水纹主流所在，而移筏以就之，因主流之水深而速，无搁浅的危险。故稍有风雨，使水面波纹一乱，皮筏即失了遵循的指标。如必勉强行进，则一旦误搁浅沙滩上，或被大风刮置沙滩中，则筏客只有全体入水，拆散皮筏，将一个一个的皮袋移出沙滩之外，再行束好，始能继续前进。此种水中拆扎之工作，至为辛苦，而且关系于筏上首领之技术名誉，只要搁浅一次，他的名誉立刻糟糕，下次再难得人之雇用。故风起以后，筏客皆一致不愿再行前进。”

“中午刚过，就要停止休息下来，这样情形，对于旅客是最没有兴趣的事体。谁知第三天的情形更糟，筏子清晨入了红山峡（峡为红色沙砾崖石，故俗名‘红山’），峡长一百三十里，水势平稳，我们预计当天不但可以出峡，而且可以再进百里左右，然而仅仅在中午不到的时间，峡里的大风又刮起来了。这样简单而原始的交通工具，对于天时的抵抗力太过于薄弱，飘到不及一百里的水程，我们就被迫停住在红山峡中了。”

……

“夜间无事，筏上的水手和客人共同组织一个临时俱乐部。水手有人有一把地地道道的‘胡’琴，再加上些碗和筷子，另外凑上几张嘴，几副手掌，算是乐器，这些水手们就高声唱他们的土调了。他们有时一人独唱，有时几人合唱，歌声因山谷之回应，更显得悠扬遐逸，响彻云霄，使此荒山幽谷，倍增其恬然世外之情。歌调近于藏人之风格，以高而长之音调为其特点，惜内容多不能了解。这般水手们的性格之诚实，对人对事之忠贞，使人感到一种人类间彼此全然相互信赖之愉快。”

不用轻帆并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牛、羊皮筏子从原理的设计构思到精细的制作工艺，无疑体现着黄河文化豪迈、奔放的独特韵味。到1951年，河州境内有牛皮筏42座，羊皮筏320余张，羊皮筏、粮筏和木筏随着刘家峡水库工程的建设，被陆上的汽运工具所替代，从而退出了长达千年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