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胡廷珍

●王维胜

革命先烈胡廷珍是中国共产党甘肃早期杰出领导人之一，也是临夏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924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在其领导下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26年胡廷珍受党委派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继续为党工作。北伐开始后，因形势需要，胡廷珍被党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总政治部工作，协助中共北方区领导人刘伯坚做冯玉祥西北军的政治工作，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3月，胡廷珍等共产党员恢复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胡廷珍任特支书记。同年，在临夏建立了中共导河特别支部，培养和发展了杨松轩、牙含章等一批共产党员。

胡廷珍的革命生涯虽然短暂，却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充满危险和困顿。在那个阴霾笼罩、魔鬼横行的年代，作为一个有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胡廷珍乐观豁达、无所畏惧，他机智勇敢、冷静沉着，无数次地化解了各种危机，积极为党工作，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唤起民众，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开拓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新局面，使甘肃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的组织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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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廷珍（1902—1933年），字玉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农历二月出生于导河县一个思想开明、经济殷实的商人家庭。7岁入私塾受教，家聘良师专授书法、国画，练就了一笔刚劲挺拔的北魏字体。读了三年私塾后，已有坚实国学基础的胡廷珍考进了导河县最高学府凤林学堂，接触到大量新学知识。

民国8年（1919年）四月份，17岁的胡廷珍以优异的成绩从凤林学堂毕业，考入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现为兰州大学）。这一年的5月4日，北京发生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胡廷珍通过阅读在京甘肃籍青年寄来的进步书刊，第一次接触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当时这些革命书籍和马克思理论在进步学生中间偷偷流传，胡廷珍如饥似渴地吸收先进理论，了解学潮进展，发动学生支援。

1920年3月，因校方贪污教育经费、无故停发助学金，引发了兰州法政学潮。胡廷珍、赵文炳、苏振甲等同学带领学生罢课游行，持续月余，迫使校方恢复助学金。虽然事后校方以带头“闹事”为由将胡廷珍和赵文炳开除学籍，但胡廷珍从这次学潮中锤炼了意志。

1921年秋天，兰州法政学潮后，刚刚20岁出头的胡廷珍，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远赴北平，考取了北平朝阳大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

这一年春天，北京学界成立了“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李大钊教授领导八校教职员向反动军阀政府进行了“索薪斗争”，并在后期担任联席主席，负责主持每隔数天一次的会议，研究对策及筹划一切。当时北京各大高校校园内，随着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学刊的流行，民主与科学、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在大学生中广泛传播和渗透，大学生的思想日益活跃。他们成立了跨校的思想社、学习社、文学社等各种社团组织。胡廷珍很快成为这些社团中的积极分子，他把各校中的甘肃籍同学联系在一起，组织活动，开展讨论。

当时李大钊工作十分繁忙，需要从八校中挑选一些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承担一部分工作。由于胡廷珍思想活跃，革命热情高，口才好，擅长演说鼓动，加之又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因此被李大钊看中，作了他的助手，帮李大钊抄稿子、校对资料、印刷刊物。胡廷珍从此听从李大钊的安排，到北大沙滩红楼去刻印蜡版，成了北大红楼和李大钊家中的一名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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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批准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他长期在北方地区活动，是国共两党在北京的实际领导者。张作霖率奉系军入关占领北京，建立所谓的安国政府，把始终坚持国民革命、在民众中影响深远的李大钊视作眼中钉。

1924年李大钊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在北京筹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决定招揽精英人才，发展一批共产党党员，把革命的力量凝聚起来。一天下午，胡廷珍结束工作，准备从北大红楼返回朝阳大学，李大钊叫住他，送给他两本书，特别叮咛要好好看，别让其他人发现。

胡廷珍拿到书，看到书用一张旧纸包着，书页已经很旧。他整齐地放进书包，回到朝阳寄宿的地方，等同屋的人睡了，点着油灯，拿出李大钊送的书仔细学习。这两本珍贵的书，书名叫《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基础》。

胡廷珍在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他又一口气阅读了《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基础》，这两本书解开了他心里的许多疑惑。这一晚，他无法入眠，自从他到李大钊教授身边工作后，他了解了俄国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脑海中放出了光辉，苏俄成了胡廷珍的指路明灯，深深在他心中扎下根来。

李大钊从广州回来后，胡廷珍急着到李大钊办公室，见里面没有其他人，谈了阅读两本书的感想，鼓足勇气说出了“我要加入共产党”这句话。胡廷珍被自己那句话激动得全身颤抖。

其实，李大钊早就注意到胡廷珍读书用功，学习成绩优秀，并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是北平朝阳大学学生中的佼佼者。在北京各高校举办的一场场演说，各种讲堂、读书会、研究会中，都能看到胡廷珍积极的身影，在校外马克思研究会活动中，大家反映胡廷珍为人正派，工作勤奋。此时听到胡廷珍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十分高兴。他对胡廷珍说，我注意你很久了，你在北京高校，送书刊、送传单、送消息，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我来介绍你入党。

1924年7月的一天晚上，胡廷珍在沙滩红楼李大钊的工作屋内，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早期党员，并立下了“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牺牲个人、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党，永不叛党，随时要为共产党牺牲一切”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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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暑假，胡廷珍到兰州，联络兰中、法政学校学生胡兰谷、田志仁等60余人，赠以进步书刊，宣讲唯物史纲和国共合作的意义，后又介绍胡兰谷、田志仁到广州投考黄埔军官学校，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6年3月18日，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因不满日本军舰炮轰天津大沽口，在李大钊、陈乔年等人组织下举行示威游行。胡廷珍参加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演讲，抨击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当他们行进到北京新华门前时，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和平请愿的学生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胡廷珍正高举标语、带领着甘肃籍学生李闵学、张雅韶、马元凤等走在请愿队伍前列，李闵学当场死亡。面对铁雨血花，胡廷珍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同学，抢救伤员，指挥疏散。事后胡廷珍努力做好善后，四处奔波。

“三·一八”惨案中，李大钊、陈乔年也受了伤。惨案发生当天，段祺瑞政府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李大钊、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啸娶群众，屡肇事端”，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

两天后，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揭露段祺瑞政府屠杀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商学工农兵各界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反帝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

3月23日，北京各校纷纷罢课。胡廷珍按照党的指示，组织甘肃籍的同学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吴公祠，为死难烈士李闵学等人举行追悼会。胡廷珍忙前跑后，布置灵堂，亲自书写了“韶华年惨遭毒手，民国奇辱、英雄不暝目；白发人痛失爱子，我心伤悲、同志会报仇”的挽联。甘肃旅京同乡会、今是学校、汇文学校、朝阳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共数百人，手持白花参加了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胡廷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檄文：“今天我们悲痛地向殉难的李闵学等烈士告别，我想告诉大家，三月十八日，我们许多同学都流了血，勇敢的李君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三月十八日，我们许多人参加了游行，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段祺瑞军阀政权以及那些走狗军警，用排枪，用刺刀，用大刀，用最残酷、最野蛮的手段射击砍杀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群众。反动的段祺瑞政府残暴凶狠的行为，世所罕见。这不仅仅是民众运动的大劫难，并且是人道的大劫难，然而在血的事实面前，忍心害理的段祺瑞政府，至今还安然地在那儿狞目而视，无丝毫悔过之心！

在这里，我们伤痛，谨对于李君等牺牲的同学，以及他们的父母学友，献我们无限的哀思。在这里，我们愤慨。但是我们相信，杀人者终有服法之一日！我们相信，凡从事民众运动的人，将因君等之牺牲，得着些铭心刻骨的教训。

我们要记住李大钊先生的话：‘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到处都有中国民众被屠杀于他们所谓秩序之下的血迹，即到处都有中国民众反抗列强的斗争。因为对于压迫的回答，只有反抗，对于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秩序的骚乱，这便是革命……’”

胡廷珍声泪俱下，痛斥反动派的罪行，鼓励大家誓死血战到底！追悼会上一片哭声，有的爱国青年，当场咬破手指，扯下衣襟，用鲜血写下自己的誓言。追悼会后，他们将李闵学等烈士公葬于北京圆明园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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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城内到处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张作霖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被捕枪杀。为了安全，徐谦等人避进苏联大使馆。李大钊也在奉军入关前率全家躲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军营内，同时还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也一同撤了进去，继续进行反对军阀的革命斗争。

为了国共两党领导机关与外界联络保持畅通，李大钊确定杨景山、胡廷珍等人担任联络任务。胡廷珍白天在苏联使馆工作，晚上回校。李大钊的许多指示，通过他从苏联大使馆带出来，送到中共北方区委党组织手中，他又将外面的消息带进使馆。据当时住在朝阳大学附近，在“宏达学院”补习功课的胡廷珍的战友田志仁回忆：自奉军入关进驻北京之后，斗争更加艰苦，胡廷珍像李大钊同志的“左膀右臂”，彻夜研究斗争策略，在关键时刻，为避免敌人的跟踪，他们转移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从事活动。胡廷珍珍同志工作很忙，每晚都回来的很晚。当晚上回到住处时（指胡廷珍），总是在12时左右，但他仍然坚持工作，检查当天任务完成情况，并布置第二天工作。不论回来多晚，每晚必写一篇大字而后再睡，他有空便给我们滔滔不绝地讲形势，讲革命道理，讲中国前途，讲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异同。记得他说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救国救民的好主张，可有谁的土地愿意平均给穷人，资本家有谁愿意节制资本？他说：我们家的地很多，你让我父亲把他拿出来给穷人他愿意吗？这比要他的命还难。因此必须和地主资本家斗争，必须提高工友农友的觉悟，学苏联搞革命才行。他的话使我顿开茅塞，使我萌动了想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并向胡廷珍提出要求。胡廷珍十分高兴，并和另一个党员表示愿意介绍我入党。一天我按他说的找到了一间小屋，那里坐着三个人。他们问清我的名字和一般情况后，问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我说我家很穷，在学校看了不少小说，羡慕那些行侠仗义的好汉，也想作一个打富济贫的人。我又说我听了胡廷珍同志讲的革命道理，认为共产党是打富济贫的，所以想参加共产党。前后大约不到十五分钟，我便成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不久，我听说胡兰谷也参加了共产党。我们一入党就开始为党工作，上大学的事便被丢在脑后了。我们党小组共有四、五人，小组长是胡廷珍同志，我的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我以后才知道他就在李大钊同志的身边工作。

胡廷珍有时装成邮递员，有时装成菜农。可是苏联大使馆周围早已布满了特务，胡廷珍进出次数一多，立刻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起初张作霖一直不晓得李大钊藏在哪儿，后来京师警察厅抓住了时任共产党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加入共产党，李大钊躲入苏联大使馆后，他主要负责李大钊与外界的联络。李渤海被捕以后很快就叛变了，供出了李大钊，还将旧军营内的情况和盘托出。

5月的一天，胡廷珍将组织的一封信送到苏联大使馆后，李大钊神色凝重地说：你们的活动已被注意，应该当心一点。胡廷珍听后觉得很诧异，李大钊告诉说：形势日渐紧张，外面刮起了大风，这股风不但刮进了北大，也刮进了朝阳，我们中间有人被刮走了，各校同学中的一些党员被反动特务盯上了。

过了一段时间，北京城风声更紧，到处都在通缉，胡廷珍的名字也上了通缉名单，因此北方区委决定胡廷珍和其他遭通缉的同学隐姓埋名，马上离开北京，到广州国民政府和黄埔军校工作。

当时情况十分危险，不少交通员被捕惨遭杀害。党组织怕消息走漏，危及到胡廷珍等同志的性命，决定叫他立即出发。李大钊交给胡廷珍四十元路费，交待胡廷珍到了广州，直接去黄埔军校，找教务主任周恩来。他的情况党组织已经向广州方面作了说明，并且告诉胡廷珍，党组织在每条铁路上派了一个密查员，告诉他密查员的暗号等情况。

胡廷珍在密查员的协助下，顺利进入广州，到了黄埔军校。广州是革命的大学校，是推翻旧政权的摇篮，不需要胡廷珍隐姓埋名。他从行李中拿出真实证件，到黄埔军校本部办了必要的入校手续，然后按北方区委的指示，独自到校部二楼，直接到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跟前报到。

当时中央秘密发出了第22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多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到黄埔军校报考，选派一批共产党人和优秀分子到黄埔就学或任教。黄埔军校党组织也接到了北方区委的秘密电报，北京朝阳大学有好几个共产党员，胡廷珍是教官，还有一个学生叫胡秉铎，考取了黄埔第2期第一名。周恩来了解到胡廷珍在“三·一八”运动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坚韧不拔，事后为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出入苏联使馆，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当即就把胡廷珍留在身边。胡廷珍以双重身份两面任职，一边在广州国民政府内工作，一边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就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当时共产党支部还没有完全公开，胡廷珍的任务是在学生中培养先进分子，协助建立党组织。

在黄埔期间，每星期天吃过早饭，学校师生坐船到广州，胡廷珍等共产党员都到农民讲习所，听党的领导人、广州国民政府工人部部长邓中夏同志作政治形势报告。胡廷珍数次见到主持农民讲习所活动的毛泽东同志，他穿一身蓝色长袍，经常在院子里散步。胡廷珍在这里买到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等有关共产主义的书，数次听到毛泽东、邓中夏同志的报告。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集合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胡廷珍等教官同军校全体入伍生列队参加了大会。

1926年9月，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全面打响。满怀壮志的胡廷珍同黄埔军校师生一起誓师后奔赴前线，他在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宣传股长。这时，北方冯玉祥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北伐。为强化国民联军的政治工作，中央党部将邓希贤等20多名共产党员从莫斯科调回国内，同时从北伐军中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北上。当时邓希贤在冯玉祥驻西安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长，胡廷珍在国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伯坚领导下工作，任宣传股长。

胡廷珍领导的甘肃特支在甘肃各地发展并建立的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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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轰动一时的兰州皖江会馆事件突然爆发，国民党甘肃党部分裂。消息传到西安，冯玉祥立即命令刘伯坚处理。而这个时候，中共甘肃地下特支也遭到破坏，特支书记张一悟等身份暴露。国民党西北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接到命令后，与中共陕甘区委联系，当即派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四名地下共产党员，以“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身份到兰州整顿甘肃国民党党务，改组国民党省党部。

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四人一到兰州，即着手整顿甘肃国民党党务。他们召集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并选出了党部执行委员会。胡廷珍任党部执委兼组织部长，王孝锡任党部执委兼青年部长，马凌山任宣传部长，保至善任农工部长，陈宗涛任妇女部长。整顿国民党甘肃党部的同时，胡廷珍又着手重组了兰州市国民党党部，共产党员阋可选任组织部长，李果任宣传部长，何其亨任农工部长，韩芝惠为妇女部长。这样一来，使党部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手中。

而在私下，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等与张一悟接洽，根据党的指示，改组成立新的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胡廷珍任书记。然后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很快在原中共甘肃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兰州特支和导河特支，并与此前建立的平凉特支取得联系。

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适应革命发展形势，把党的活动推向全省，发动工农群众，胡廷珍将党的秘密联络点设在兰州道升巷后候街的一处偏僻的居民住所内。由于深处背巷，人们不常到这里来。后候街的居民，大多是社会下层群体，很少有官僚或商家富户，因此特支租赁了一户人家的三间堂屋，作为秘密活动、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相继建立农会、工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创办了《妇女之声》刊物，宣传妇女解放的真理；成立“甘肃青年社”，组织和发动青年积极投身革命。同时，在胡廷珍的领导下，中共兰州、导河、平凉特支相继创办《工农之声》《新陇民报》等报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发动群众投身大革命运动。还先后在兰州、平凉、导河、泾川、高台、临洮、天水县以及皋兰的西固、七里河等地建立了共青团、青年社、工会、农民协会等组织，点燃了甘肃农民运动的烈火，很快把全省反帝反封建的民众斗争运动推向高潮。

胡廷珍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到临夏视察国民党党务时，帮助在国民军驻临部队中的地下党员李印平、杨松轩、傅绣、李剑虹（又名李和琴）成立“中共导河特别支部”，并创办《工农之声》刊物。在创刊号上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引起震动。同时成立“导河青年社”，组织发动青年，在凤林学堂开办唯物史观讲座，宣传马列主义，使封闭的临夏风气为之一新。

1927年4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路过兰州，在政治部接见了胡廷珍、王孝锡。他们汇报了工作，交流了情况，并对甘肃开展党的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因为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马列主义，政治空气十分活跃。一时“胡、马、王、保四人之名，响彻兰州、传遍天水、临夏、临洮、平凉等各大、中城市”，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等都相继组织起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的革命歌声，响遍了西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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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责任编辑：马忠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