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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研究】“花儿”中的经济思想

2020-12-28 来源:民族日报·中国临夏网  记者:作者 李永伶  浏览量:1312

(接11月13日四版)

三、向往城市生活、偏爱时尚消费

传唱花儿的西北地区深处内陆,“三农”为主。绝大部分民众终其一生足迹不出方圆百里,当时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所以“花儿”唱词中随处可见对城市的夸张比兴。“山是好不过万寿山,城儿好不过北京。”“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十三省好不过兰州。”“西宁城是砖包城,琉璃瓦堆下的水平。”“汧阳、陇州、固关峡、黄牛铺的街道里过了。”“西宁、丹噶尔、古鄯驿、巴州的街头里过了。”从中可以明显体会到一种自豪、炫耀的情绪。因为“街”是城市的大道,两边商铺林立、街上车水马龙,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唱者觉得值得在乡民中炫耀,唱词实质上反映了唱者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城市“从实质上说,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格、新的文化的兴起。”

平时的衣食住行消费上,反映出偏爱时尚的倾向。反映这种偏爱的“花儿”有五十多首,涉及到锅碗瓢盆、室内陈设、饮食喜好、穿衣打扮等方方面面,如:“桦木的尕勺”“十样锦盘子菊花碗”“松木的扁担”“花青的椅”“核桃木的板凳”“六棱的花瓶七棱的瓶”“青铜的灯盏十八转,降龙木做下的底盘”“红铜铸下的火盆”“青铜烟瓶银哨子,鲨鱼皮做下的套子”“乌路丝盘子一颗印的灯”“鸳鸯窗子鸳鸯门”“大房修下的七架檩,厨房修下的过厅”“青石栏杆玉石桥”“红谷儿米汤”“羊肉一碗姜一碗,羊肉里和干粉哩”“鸳鸯木梳乌木的篦”“红绿的膝裤”“泾阳的草帽”“鞋穿干散头梳光,这是我们年青人的头一行”等。这些内容都是以肯定、赞赏的口气信手拈来、随口唱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一举手,一投足,看是那样自然,不加做作,可是事实上却全没有任意之处,可说是都受着一套从小潜移默化中得来的价值体系所控制。”

从以上的“花儿”以及《花儿集》其他“花儿”唱词中,可以明显看到民众对城市生活的热烈向往,对时尚消费的充分偏爱。

四、对于金钱意义的认识

对于金钱的意义,“花儿”中反映出来的认识可谓一语中的。

女性直言不讳:“大路上来的个尕娃,穿的是桃红的裌裌。一个钱儿当两大,你不是维人的下家!”意思是一看你就不是个有钱人,别来打扰我。男性也清楚:“把尕妹好比白牡丹,没银钱是折不到手里。”“尕妹妹要的是上等人,阿哥们怎爱上哩?”所以明智的态度就是:“有钱是闹的好时候,没钱是我退者后头。”男女两性间的情感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中最本真天然的关系,而金钱纯粹是商品交换带来的产物,成为这种本真天然的关系能否建立的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在其名篇《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东晋鲁褒的《钱神论》中有这样几句:“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居后者为臣仆。”

民族学理论对我国经济文化类型所作的分类中,有一种“绿洲耕牧型”。这种类型分布在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的边缘,河西走廊到宁夏的地带以及青藏高原东北坡的河湟地区,活跃的商业及经商的传统,使得这一类型呈现出与其他类型迥然不同的特点,这种类型覆盖的区域正好也是“花儿”传唱地区。虽说这些地区的传统社会自然经济仍是主体,但人们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意识却是相当发达和成熟,使得民众普遍意识到货币即金钱在生活中的意义,再将这种认识毫不经意地唱到了“花儿”中。秦晖教授说:“我们的一些思想家常常埋怨农民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其实在宗法共同体的时代,农民如果对货币—交换价值的崇拜取代对权力与‘关系’的崇拜,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马克思说:“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资本论》第一卷“货币”节)

需要在此一并介绍的是“花儿”对“合同”的认识。合同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和保障。人们的合同意识和社会的合同制度是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有这样一句“花儿”:“恐害怕半路里翻良心,要写个纤岔的合同”,让错综的条款防止对方背信弃义,即“翻良心”。

要靠合同保障事项,说明人们的合同意识也是普遍发达。这是“活跃的商业及经商的传统”带来的结果。自给自足经济中的人不大需要“合同”来保障生活的运行,也不会有普遍发达的合同意识。改革开放的大潮刚刚涌起时,临夏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康德指出“支配每一民族的商业精神、金钱利益而并非个人道德,才是促使战争消失、实现和平的根本动力。”某种意义上,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谋而合。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进一步指出:彻底扬弃了这种商业精神和金钱利益,彻底扬弃了人的本质的各种异化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

五、“吃粮”的思想

参军当兵本是保家卫国的高尚行为,但在花儿中却把这种行为降格为纯粹是为了谋求生计的经济行为,谓之“吃粮”,即当兵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人人都说吃粮好,吃粮人受苦谁知道?”“妹妹说着吃粮好,吃粮的寒苦谁知道?”寒苦休言,“好”在哪里?“骑大马,背钢枪,富汉的门上催款项。大姑娘,驮在马上。”这无异于土匪。这就得出一个推论:花儿传唱地区的人们似乎乐意当土匪,不然为什么“人人都说吃粮好”呢?这就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

“尕马儿骑上枪背上”“上河里下来的棚子车,拉的是铅弹么火药”“子弹带压的胛子疼”“背的钢枪没子弹”“盒子枪”“排子枪”,从这些唱词中可以看出其背景是在民国时期,因为到了此时,钢枪、子弹带、盒子枪等才普遍成为大小部队的常规装备。民国二十年代,三陇地区正是封建大小军阀集团角力的舞台、争抢地盘的战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深陷其中、命在旦夕。这种年代,坐在家里是等死,当兵吃粮是找死,与其等死不如找死,起码还能混口饭吃。但是“入了军队表面上是离了村,出了农业,但是军队本身并不出产什么,它依旧大部分取给于农村,苛捐杂税,敲诈勒索,一分一毫没有减轻土地的担负”,确实如此。当了兵“尽管名义上每人每月有固定的粮食和现金作为津贴,但士兵的粮饷常被克扣或拖欠,有的士兵完全由家庭供给,要想不给自己的家庭增加更大的负担,惟有抢掠一途”。所以,把本来是担负着保家卫国神圣职责的部队军营,视为纯粹是解决饭碗问题的谋生之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畸形认识和现象。当时的民众自己也很清楚,“吃粮”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只要有“三个骡子半顷地,给个营长还不去!”

当然,在抵御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花儿”毫不犹豫地唱出了这样的担当: “半个月亮的满天星,鸡娃儿叫了一声。不是吃粮也当兵,阿哥们打的头阵”“子弹带压的胛子疼,越打是越有精神”“想起了尕妹者到命上,得胜了是见面的日子”。

六、对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思想态度

归纳起来,627首“花儿”中反映到当时民众谋求生计的行当职业除上面所述的种植、“吃粮”外,还有渔猎、畜牧、园艺、脚户、筏子客、商贸、饮食、林业、樵夫、铁匠、木匠、画匠、皮匠、磨坊、铸造、纺织、制瓦、中医、风水、公差等20多行。“花儿”中唱到这些行当职业时,没有一句对这些行当职业鄙薄乃至否定的唱词。

如对商人商业。直接反映商人商业的花儿有两首:“尕马儿骑上者下四川,四川的牛羊赶了。我连尕妹坐一天,还嫌日子短了。”“草帽客翻山跟一趟会,担子上担黄黄呢。尕妹的热怀不得我睡,背两天虚名声哩。”跟会,小贩赶集会做生意;从唱词中我们看不出丝毫的鄙薄之意。再如对“脚户哥”和“筏子客”,这两种职业类似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运输个体户,主要替商家运输货物,从业人员多是利用农闲时间出门的农民。《花儿集》中很多首花儿都是出自他们之口。但从中我们没有看到一句对商贸商人鄙薄、非议的唱词,也没有一句自鄙自贱的唱词,相反从这些唱词中看到的是“脚户哥”“筏子客”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羡慕,以及对自己走南闯北的自豪与炫耀。嘉靖本《河州志》“风俗”卷说:河州军民“重稼穑,轻商贾”。“重稼穑”这种精神在“花儿”等民间文艺中得到了印证,而“轻商贾”似乎早就成了历史的烟云。同样的,在反映砍柴烧炭、工匠作坊等各种行当职业的“花儿”中,也找不到丝毫对这些行当职业具有负面看法或情绪的内容。

“自秦汉以来,虽然工一直被看作贱业,却无公开的抑工政策。商业则不然,自汉初推行困辱商人的政策以后,尽管这一政策常是事实上的具文,而轻商观点一直是各封建王朝(元朝除外)的支配思想。”可以说,“花儿”中反映出来的对于工、商等各行各业的思想态度与此相反。概而言之,“花儿”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态度是:谋生之道凡有收入皆可为之,当然违法犯罪的除外。可以说,这是典型的西北底层民众的经济思想。(作者 李永伶) (未完待续)

编辑:马少华 责任编辑:山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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