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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研究】“花儿”中的经济思想

2020-11-13 来源:民族日报·中国临夏网  记者:作者 李永伶  浏览量:2060

“花儿”中的经济思想

◇ 李永伶

“花儿”是近代以来风行于甘、宁、青等西北地区的一种艺术形式,深受当地各族民众喜爱,是反映西北地区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本文依据198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版的《花儿集》,试图探讨“花儿”中蕴藏的经济思想,文中引用的“花儿”均出自《花儿集》(张亚雄 著),首版于1940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花儿”研究专著,每首“花儿”后括号中的数目是《花儿集》对所选辑花儿的排序。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花儿”中反映了八个方面的经济思想:

一、快乐事农、祈盼丰收的农耕思想

这是“花儿”中反映出来的对于农业耕作的基本思想态度。对传统社会来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因之一切经济问题的打算,归根结底,总离不了土地”,农业是经济的主业;对个体来说,“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因此安土重迁、重农勤农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勤于农耕、精于农事的人是国家、社会一致肯定、褒奖的模范人物。“花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主流价值的肯定和追求。

“犁铧藉上牛赶上,路过者把尕妹喊上。有了人了你跑上,没人了我把你背上。”(254),“葽一道,两道葽,张翼德的主意高。三声喝断当阳桥!别的花儿你嫑要。”(16),“八棱滚子满场转,白马拉出个汗来。日子多了心不要变!消停了我把你看来!”(295)。滚子,即“碌碡”,圆柱形石制农具;场,即“打麦场”。(254)说的是耕种,(16)说的是收割,(295)说的是打碾。种、收、碾是农业生产的决定性环节,也是农人最紧张辛苦的时候。可以看到,从事着繁重的农业劳作,唱者不仅没有丝毫的抱怨愁苦,反而忙里偷闲思念着自己的“尕妹”,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热火朝天、明朗快乐的情绪。如果没有对自己所从事工作重大意义的透彻认识和积极肯定,怎么会有这样的乐观态度和精神?同时也说明唱者的劳作经验丰富、技艺娴熟,不然哪里还有边劳作边偷闲的功夫?

临夏最早的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河州志》卷一“风俗”中记到:河州军民“重稼穑”“勤于务农”。而在几百年后风行的“花儿”和秧歌中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种新的态度:快乐事农。

常言到:天下有三苦,耕田读书磨豆腐。对于耕作的辛苦,“花儿”传唱地区的人们难道不以为苦?对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之苦,作为民间艺术的“花儿”怎么会熟视无睹?“东头的热头往西头送,铲把子磨的手疼。”(291),唱词反映了炎炎烈日下田间锄草的辛苦。“麦子拔掉草留下,雀娃儿抱个蛋呢。”(296),唱词描写了锄草时错把麦苗当草除掉的尴尬。有意思的是这两首“花儿”的主角都是女性,似乎出错丢丑、叫苦喊累的都是女性。男性就不觉得苦吗?不会。因为“人是不愿意受苦的”。

“骑上白马过黄河,浪大者过不成了。手拿钢刀要自杀,命苦者活不成了。”(371),面对生活的艰辛,这个男性直抒胸襟、大喊大叫;而女性则显得委婉含蓄:“轮柏又苦刺又扎,我娘把我生在轮柏树底下。杜鹃叫罢四月八。”(49);两首“花儿”或直接或间接地诉说着生活的艰难。不论男性女性都把生活的艰辛,归因于自己“命苦”。这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深刻体察后所作的自我评判。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认为:从根本上说,“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的就是自然经济本身。在没有广泛交往和信息、物质与能量的社会交换,因而人的社会性不发达的地方,农民事实上只能是土地的附属物。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做买卖活动的余地、条件与本事,没有投身于竞争的物质、精神准备,农民离开土地怎么生活?”,“除了乡村,人民并没有更好的去处”。

正因如此,“花儿”传唱地区的人们对待命运的态度与古罗马时期的人们截然不同。他们清楚从事农耕之苦是他们的“命”,面对这种“莫之致而至者”的“命”,与其怨天尤人不如顺天配命、起而前行,他们是唱着“花儿”和命运结伴而行。这是一种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对《诗经》两千多年前发出的号召“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的历史回应。因此,前面例举的反映农事农耕的“花儿”及秧歌唱词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愁苦悲观的情绪,而是一种热火朝天、明朗乐观的精神。“君子自强不息,就是要以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意志坚强即仁智勇来面对偶然,在各种偶然中百折不挠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必然”。何况,熟稔了劳动技巧时,劳动本身就会给人带来身心的愉悦。

如此,自然就会期盼自己的劳作要有丰硕的结果。看到雪花飞扬,就会唱到:“正月十五雪打灯,今年的庄稼们丰收。”(391);遇到久旱不雨,就会祈求天降甘露:“南禅寺儿谁修了?众百姓求了雨了。”(419);逢着作物茁壮成长,唱到:“麦苗儿满地者象绿毡,你锄的头遍么二遍?”(214),“大豆花开开是一点青,小豆花开开是蝴蝶。”(552);面对累累果实,唱到:“麦穗儿黄了手不要逗,手逗是麦穗儿淌哩。”(289),“西宁的果子碗口大,风吹的没掉者地下。”(550),“清水们打的磨轮子转,磨口里淌的细面。”(308);乃至于把“新姐”的颜容比喻成麦子颜色:“麦子颜色的尕新姐,大门的台子上照者。”(312);新姐,即“新娘”,与其说这是在赞美新娘,还不如说是在赞美丰收的果实。“人觉醒,接受自己偶然有限性的生存(‘坤以俟命’),并由此奋力生存,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乾以立命’)”。

快乐事农、祈盼丰收,这是“花儿”中反映出来的普通民众对于农业耕作的思想态度。这种思想态度和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三农的理论政策形成交集,共同缔造了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也使终身务农的人们从耕作中获得了人生的价值和尊严。

二、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是现代经济理论 的中心议题。“花儿”对此也有自己的回 答。当然这种回答是无意、经验、碎片化 的,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对劳力的配置。“九九尽了拿桄 种,赶的是喜鹊花犏牛。千思万想丢不 下,硬上个了心肠走吧!”桄,步犁;喜鹊花犏 牛,白黑相间的花牛。“葽一道,两道葽,张翼 德的主意高。三声喝断当阳桥!别的花儿你嫑 要。”“八棱滚子满场转,白马拉出个汗来。日子 多了心不要变!消停了我把你看来!”三首“花 儿”说的是耕、收、碾,主角都是男人,说 明了男劳力在这些生产环节中 的决定性作用。“正是杏 花二月天,尕妹 妹坐在了地边。麦苗儿满地者象绿毡,你锄的 头遍么二遍?”“锄草的阿姐们满楞干,为什么不 盘个“少年”?楞干,即“田埂”;“少年”是“花儿” 别称。这两首反映了田间除草是女劳力的工 作。女劳力的作用不止于此。

“尕妹妹!田黄了你不要拔!拔是尕手手 扎哩!娘家里接来是你不要去,去是阿哥们想 哩。”“麦穗儿黄了手不要逗,手逗是麦穗儿淌 哩。娘家里接来是你不要去,你去是阿哥们想 哩。”(夏收对于全靠人力收割的传统农业是个 关键时期,需要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男性奋 力收割,女性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抽空参加收 割。抢收时节正是农忙,“在充分利用人力来工 作的农业技术下,农忙和农闲所需劳力的差别 可以很大”,一个女劳力的重要不言而喻。所 以,娘家要来接,丈夫哄劝妻子不要去,实质上 是夏收时节对女劳力资源的争夺。 

劳力资源的配置还体现在“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分工上。“妹妹日日观花坐,阿哥们在千 里的路上。”“上山者打了个梅花鹿,下山者打了 个野狐。甜不过冰糖辣不过酒,好不过尕妹 的舌头。”“虎狼豹皮的猞猁狲,梅花 枪打下的野牲。孽障不过 的出门人,尕妹妹你 想 上 个 好 心。”前首说的是男人出门千里谋生计,后两首 说的是男人进山打猎。近代以来三陇地区人口 愈多、土地愈贫瘠,单靠农业难以维持生计,所 以农闲时兼作它业,以补家用。这些出门谋求 生计的事情是男人的本分,家务事自然落到女 性身上。“大妈要吃浆水哩,二妈要吃醋哩。一 个锅里两样饭,难心者阿们做哩?”“麦草烧火搅 棍搅,茶罐子离不过灶火。家大人稠眼睛多,全 看你尕妹的调度。”传统社会的家庭中儿媳难 做;虽然难做,但丈夫仍然期盼妻子协调好关 系,以解后顾之忧。

(二)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合理利用土 地资源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花儿对此 也有明显反映。

“ 高 山 的 麦 子 种 八 石 ,顶 不 住 坝 里 的 两 石。”石,指下籽量。坝里的地可水浇,高山的 地是旱地,生产效率自然差别很大。“上地里种 的是糜穗儿,下地里种的是豆儿。”位置不同的 地块有不同的利用。“大门边前的绺绺儿地,连 种了三年的菜子。”“绺绺儿地”言地不多且狭 长,又在家门口方便关照,正好种上油菜解决 家用食油,不种撂荒则是浪费;有些地可连茬 种植:“拔掉萝卜栽葱哩,栽葱是要下粪哩。”有 些地要围起来种植果蔬:“高墙围子种韭菜,两 边里种西瓜哩。”河边地易灌溉也易淹没,适宜 栽植柳树、白菜:“洮河沿上的柳栽子,多会者 长成树呢?”“黄河边里种白菜,一日比一日嫩 了。”门前屋后也要尽量利用:“前院 里栽的红心柳,后院里 栽葡萄哩。”“正是杏 花 二 月 天 ,杨 柳树长的 者门前。”

此 外 对 当地植物群落 分布也有明显 认识:“头一道林 里的麻梢,二一道 林里的桦梢。”“头 一道林里的黑刺柴, 第二道林里的桦柴。” “头一道”“二一道”是 对海拔不等的山坡的粗 略划分。

(三)对畜力的认识利 用。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 中,畜力极其重要。特别是花 儿传唱地区的动力资源,可以 说除了人力就是畜力,水力、风 力的利用非常缺乏。不同牲畜作 用不同。“南山根里的白犏牛,乌的 墨黑的眼睛。”“喜鹊花犏牛套一个, 胜他老黄牛两个。”看得出人们明显 偏爱犏牛,因为犏牛具有牦牛耐劳和黄 牛易驯的特点。“尕牛们拉的是尕木车, 尕骡们拉的是轿车。”木车多用来装物用 “牛”拉,轿车专门载人用“骡”拉。由此对 优良牲畜的产地也有认识总结: “好犏牛出的者南山后,好骡 马出的者贵州。”

三、向往城市生活、偏爱时尚消费

传唱花儿的西北地区深处内陆,“三农”为主。绝大部分民众终其一生足迹不出方圆百里,当时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所以“花儿”唱词中随处可见对城市的夸张比兴。“山是好不过万寿山,城儿好不过北京。”“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十三省好不过兰州。”“西宁城是砖包城,琉璃瓦堆下的水平。”“汧阳、陇州、固关峡、黄牛铺的街道里过了。”“西宁、丹噶尔、古鄯驿、巴州的街头里过了。”从中可以明显体会到一种自豪、炫耀的情绪。因为“街”是城市的大道,两边商铺林立、街上车水马龙,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唱者觉得值得在乡民中炫耀,唱词实质上反映了唱者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城市“从实质上说,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格、新的文化的兴起。”

平时的衣食住行消费上,反映出偏爱时尚的倾向。反映这种偏爱的“花儿”有五十多首,涉及到锅碗瓢盆、室内陈设、饮食喜好、穿衣打扮等方方面面,如:“桦木的尕勺”“十样锦盘子菊花碗”“松木的扁担”“花青的椅”“核桃木的板凳”“六棱的花瓶七棱的瓶”“青铜的灯盏十八转,降龙木做下的底盘”“红铜铸下的火盆”“青铜烟瓶银哨子,鲨鱼皮做下的套子”“乌路丝盘子一颗印的灯”“鸳鸯窗子鸳鸯门”“大房修下的七架檩,厨房修下的过厅”“青石栏杆玉石桥”“红谷儿米汤”“羊肉一碗姜一碗,羊肉里和干粉哩”“鸳鸯木梳乌木的篦”“红绿的膝裤”“泾阳的草帽”“鞋穿干散头梳光,这是我们年青人的头一行”等。这些内容都是以肯定、赞赏的口气信手拈来、随口唱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一举手,一投足,看是那样自然,不加做作,可是事实上却全没有任意之处,可说是都受着一套从小潜移默化中得来的价值体系所控制。”

从以上的“花儿”以及《花儿集》其他“花儿”唱词中,可以明显看到民众对城市生活的热烈向往,对时尚消费的充分偏爱。

四、对于金钱意义的认识

对于金钱的意义,“花儿”中反映出来的认识可谓一语中的。

女性直言不讳:“大路上来的个尕娃,穿的是桃红的裌裌。一个钱儿当两大,你不是维人的下家!”意思是一看你就不是个有钱人,别来打扰我。男性也清楚:“把尕妹好比白牡丹,没银钱是折不到手里。”“尕妹妹要的是上等人,阿哥们怎爱上哩?”所以明智的态度就是:“有钱是闹的好时候,没钱是我退者后头。”男女两性间的情感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中最本真天然的关系,而金钱纯粹是商品交换带来的产物,成为这种本真天然的关系能否建立的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在其名篇《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东晋鲁褒的《钱神论》中有这样几句:“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居后者为臣仆。”

民族学理论对我国经济文化类型所作的分类中,有一种“绿洲耕牧型”。这种类型分布在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的边缘,河西走廊到宁夏的地带以及青藏高原东北坡的河湟地区,活跃的商业及经商的传统,使得这一类型呈现出与其他类型迥然不同的特点,这种类型覆盖的区域正好也是“花儿”传唱地区。虽说这些地区的传统社会自然经济仍是主体,但人们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意识却是相当发达和成熟,使得民众普遍意识到货币即金钱在生活中的意义,再将这种认识毫不经意地唱到了“花儿”中。秦晖教授说:“我们的一些思想家常常埋怨农民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其实在宗法共同体的时代,农民如果对货币—交换价值的崇拜取代对权力与‘关系’的崇拜,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马克思说:“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资本论》第一卷“货币”节)

需要在此一并介绍的是“花儿”对“合同”的认识。合同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和保障。人们的合同意识和社会的合同制度是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有这样一句“花儿”:“恐害怕半路里翻良心,要写个纤岔的合同”,让错综的条款防止对方背信弃义,即“翻良心”。

要靠合同保障事项,说明人们的合同意识也是普遍发达。这是“活跃的商业及经商的传统”带来的结果。自给自足经济中的人不大需要“合同”来保障生活的运行,也不会有普遍发达的合同意识。改革开放的大潮刚刚涌起时,临夏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康德指出“支配每一民族的商业精神、金钱利益而并非个人道德,才是促使战争消失、实现和平的根本动力。”某种意义上,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谋而合。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进一步指出:彻底扬弃了这种商业精神和金钱利益,彻底扬弃了人的本质的各种异化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

五、“吃粮”的思想

参军当兵本是保家卫国的高尚行为,但在花儿中却把这种行为降格为纯粹是为了谋求生计的经济行为,谓之“吃粮”,即当兵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人人都说吃粮好,吃粮人受苦谁知道?”“妹妹说着吃粮好,吃粮的寒苦谁知道?”寒苦休言,“好”在哪里?“骑大马,背钢枪,富汉的门上催款项。大姑娘,驮在马上。”这无异于土匪。这就得出一个推论:花儿传唱地区的人们似乎乐意当土匪,不然为什么“人人都说吃粮好”呢?这就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

“尕马儿骑上枪背上”“上河里下来的棚子车,拉的是铅弹么火药”“子弹带压的胛子疼”“背的钢枪没子弹”“盒子枪”“排子枪”,从这些唱词中可以看出其背景是在民国时期,因为到了此时,钢枪、子弹带、盒子枪等才普遍成为大小部队的常规装备。民国二十年代,三陇地区正是封建大小军阀集团角力的舞台、争抢地盘的战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深陷其中、命在旦夕。这种年代,坐在家里是等死,当兵吃粮是找死,与其等死不如找死,起码还能混口饭吃。但是“入了军队表面上是离了村,出了农业,但是军队本身并不出产什么,它依旧大部分取给于农村,苛捐杂税,敲诈勒索,一分一毫没有减轻土地的担负”,确实如此。当了兵“尽管名义上每人每月有固定的粮食和现金作为津贴,但士兵的粮饷常被克扣或拖欠,有的士兵完全由家庭供给,要想不给自己的家庭增加更大的负担,惟有抢掠一途”。所以,把本来是担负着保家卫国神圣职责的部队军营,视为纯粹是解决饭碗问题的谋生之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畸形认识和现象。当时的民众自己也很清楚,“吃粮”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只要有“三个骡子半顷地,给个营长还不去!”

当然,在抵御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花儿”毫不犹豫地唱出了这样的担当: “半个月亮的满天星,鸡娃儿叫了一声。不是吃粮也当兵,阿哥们打的头阵”“子弹带压的胛子疼,越打是越有精神”“想起了尕妹者到命上,得胜了是见面的日子”。

六、对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思想态度

归纳起来,627首“花儿”中反映到当时民众谋求生计的行当职业除上面所述的种植、“吃粮”外,还有渔猎、畜牧、园艺、脚户、筏子客、商贸、饮食、林业、樵夫、铁匠、木匠、画匠、皮匠、磨坊、铸造、纺织、制瓦、中医、风水、公差等20多行。“花儿”中唱到这些行当职业时,没有一句对这些行当职业鄙薄乃至否定的唱词。

如对商人商业。直接反映商人商业的花儿有两首:“尕马儿骑上者下四川,四川的牛羊赶了。我连尕妹坐一天,还嫌日子短了。”“草帽客翻山跟一趟会,担子上担黄黄呢。尕妹的热怀不得我睡,背两天虚名声哩。”跟会,小贩赶集会做生意;从唱词中我们看不出丝毫的鄙薄之意。再如对“脚户哥”和“筏子客”,这两种职业类似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运输个体户,主要替商家运输货物,从业人员多是利用农闲时间出门的农民。《花儿集》中很多首花儿都是出自他们之口。但从中我们没有看到一句对商贸商人鄙薄、非议的唱词,也没有一句自鄙自贱的唱词,相反从这些唱词中看到的是“脚户哥”“筏子客”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羡慕,以及对自己走南闯北的自豪与炫耀。嘉靖本《河州志》“风俗”卷说:河州军民“重稼穑,轻商贾”。“重稼穑”这种精神在“花儿”等民间文艺中得到了印证,而“轻商贾”似乎早就成了历史的烟云。同样的,在反映砍柴烧炭、工匠作坊等各种行当职业的“花儿”中,也找不到丝毫对这些行当职业具有负面看法或情绪的内容。

“自秦汉以来,虽然工一直被看作贱业,却无公开的抑工政策。商业则不然,自汉初推行困辱商人的政策以后,尽管这一政策常是事实上的具文,而轻商观点一直是各封建王朝(元朝除外)的支配思想。”可以说,“花儿”中反映出来的对于工、商等各行各业的思想态度与此相反。概而言之,“花儿”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态度是:谋生之道凡有收入皆可为之,当然违法犯罪的除外。可以说,这是典型的西北底层民众的经济思想。

七、关于就业、婚姻、作息、读书的思想

“十七十八学木匠,二十上学了个画匠。”这句“花儿”反映了当地人们对就业年龄的约定俗成。十七、八岁男性就应进入劳动领域,学习谋生手艺,自食其力。进入或退出劳动领域的实际年龄,并不是单独由生理来规定的,而是由社会来规定的,这个年龄界限,与当代国际国内的规定大致相同,如我国法定劳动年龄是男性16岁至60岁,女性是16岁至55岁。不同的是十七、八岁也是这些地区当时谈婚论嫁的年龄,“花儿里的水红花,花儿十七我十八,多藏两家成一家?”(多藏,即“多会儿”)

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成家与立业应该同步,这与当代社会迥然有别。当代社会是先工作后成家,立业早、成家迟,甚至可以不成家;传统社会到了成家年龄若男不娶、女不嫁,要遭到社会耻笑。“大河滩里的白杨树,顶连上天立地的柱子。长的大了没媳妇,枉吃了几天的肚子。”我国古代曾有“女子十七不嫁和男子二十不娶则罪责父母”的政策,所以“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传统社会之所以如此重视婚姻问题,其用意无非是维持婚姻的两个人营造长期的夫妇关系;长期的夫妇关系是抚育子女所必需的条件,“人类要用社会的制裁力使婴孩不断出生,并且使出生的婴孩有机会长大成人,以备继替衰老和死亡的人物”。

“花儿”传唱地区以农为主,民众的作息安排与我国其他农耕地区一样。如每月一首从正月唱到腊月的河州“花儿”《绮丽的月令曲》和洮岷“花儿”《十二月牡丹》,反映了“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年作息安排;从一更唱到十更的《十更曲》反映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作息安排,在此就不赘述。

《花儿集》中有九首反映了当时上学读书的情况,但都没有把此与经济生活直接联系起来。“七岁上念了个《人之初》,八岁上念了个《孟子》。一天里想你者不素顾,一晚上想你者梦里。”“夹上个书包进学堂,核桃木的板凳上坐上。提起个尕笔做文章,尕妹的模样哈画上。”过去的学堂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这样的唱词不足为怪。

八、坚决反对鸦片毒害

这是“花儿”反映出来的最为鲜明、坚定的思想。反映这种思想的“花儿”有12首。如:“黄河沿上的冰溜子,二月消成个水了。娘老子养下的机溜人,学成个鸦片鬼了。”(机溜,即“机灵”)“柏木改了柏板了,你把洋烟曷管了!洋烟把你吃懒了。”(曷,即“不要”)“你把洋烟曷逗了,洋烟把你吃瘦了!吃成一把骨头了。”“乌路丝盘子十样景的灯,鸦片烟吃成瘾了。妹妹的好话你不听,鬼门关离的不远了。”(乌路丝,即“俄罗斯”)

反对吸食鸦片的思想之所以如此鲜明、坚定,是因为吸食鸦片把你“吃懒了”“吃瘦了”“一把骨头了”“鬼门关离的不远了”,也就是说,吸食鸦片使人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和勤劳的精神,等于是废除了家庭中男性这个强劳力。这对传统社会中的百姓家庭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如果仅仅是由于鸦片毒害而失去了劳动力,最多就是把“你”视为废人一个。问题是这个“废人”并没有废除他的消费能力,反而是增加了他的消费支出。生产端是创造收入的能力消失,消费端是支出水平的增加,这对于普通家庭是无法承受的灾难。何况西北地区传统社会中普通家庭正常年景下能够做到青黄衔接、收支均衡已是好人家了,哪有余力供养“废人”,也不应该供养。因为,“这两天没见者小阿哥你,烟吃者活像个鬼了。”“刀刀切了白菜了,洋烟把你吃坏了!吃者人人不爱了。”可以看到以上“花儿”都是女性的口气。

近代中国深受鸦片毒害,三陇也不例外。《西北近代史略》说到:清咸丰年间,甘肃罂粟遍地种植。《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一文说到:光绪年间,河州凡有条件的地区几乎都种植鸦片;民国十一年当时省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放烟禁,抽收烟款;国民党时期烟禁废驰,鸦片充斥市场,许多家庭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花儿”反映出来的这种坚决反对鸦片毒害的思想,正是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对那个时代社会畸形经济的血泪控诉。直到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才彻底铲除了这个毒瘤。

鉴古可以知今,知今方能决断。相信对“花儿”中经济思想的探讨,有助于今天党和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施政治策。

编辑:马少华 责任编辑:山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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