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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含章:花儿研究的先行者

2019-07-11 来源:民族日报•中国临夏网  记者:●郭正清  浏览量: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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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含章,(1916-1989),化名康明德、马尔沙,笔名章鲁、子元等,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进行过花儿的搜集整理,并开创了花儿的理论性研究。他从花儿的丰富的文学内容和绚丽的音乐形象两个方面,对花儿渊源、流派、格律、语言结构、音乐特征、演唱形式作了深入地研究,系统地提出花儿学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许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至今,在花儿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还没有人能超越当年牙含章先生研究的范围和达到的学术水平。牙含章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学遗产。

    ●花儿研究成果

    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成果现存三个部分:一是他写的一篇花儿研究文章——《花儿再序》。这是一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证严谨的理论研究文章,内容包括花儿分类及结构方面诸问题,如花儿流行区域,花儿的分类,花儿的构成要素,花儿格律句式,花儿的音乐形态,花儿曲令,花儿的音调,花儿方言,花儿的虚字、衬词、衬句,花儿对唱,花儿会场等,囊括了花儿的基本理论问题。二是他搜集整理的100余首花儿歌词,这里面包括本子花儿——《杨家将》《三国》《清朝传》,叙事花儿——《十二月》《五更曲》《二月杏花天》和40多首“野花儿”。三是关于花儿注释的一封信,主要论述了花儿中的地名考证问题。 

    这些材料是牙含章1936年在夏河拉卜楞寺为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活佛和活佛的哥哥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做翻译和秘书时,寄给《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稿件,后被张亚雄先生收入《花儿集》一书,该书因流传不广,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无法认知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研究的全貌。 

    2002年10月底,我写出了《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一文的初稿,请牙含章先生的外甥女(即他小妹妹的大女儿)唐秀兰女士过目。她看后提议向她的姨妈(即牙含章先生的大妹妹牙伯琴)询问牙含章先生研究花儿的情况。同年11月16日,在唐秀兰姐妹的陪同下,我拜访了牙伯琴女士。她清楚地记得牙含章先生研究花儿的时间是1932年至1933年间,那段时间牙含章先生从兰州上学回来后在临夏闲居。她说:“我们老家(即和政县买家集牙家嘴)周围兴唱山歌(花儿)。哥哥在老家上学的时候,经常把听到的山歌记在本子上存起来。哥哥研究山歌写文章,是他从兰州上学回到河州城,在家中闲居的一段时间搞的。时间大概在民国二十一至民国二十二年(1932年—1933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大柳树巷的上下院。有一段时间他整天在下院抄写的都是山歌,有厚厚的一叠。我们进去,他不让看,把我们赶出来,他倒扣上院门写。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搞这个事情。他结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写这类东西,后来,他为避兵乱又到夏河拉卜楞去了。”

    ●花儿研究的背景与原因

    从牙伯琴女士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出,牙含章先生整理研究花儿时的思想状况、时代背景及心理动机。具体地说,牙含章先生研究花儿的外在原因,是他在兰州上学时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搜集民间歌谣的影响,因此他也积极搜集自己家乡的民歌花儿。从内在的因素讲,在家庭骤遭变故,在丧父失母余痛未消,又无助的苍凉心境下,从搜集整理研究花儿中,既有得到安慰、解脱苦闷的精神需求,又有走文学道路的初衷。 

    民国五年(1916年),牙含章出生于和政县的一个殷实的家庭,他的父亲牙善清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学士,任过和政龙泉学堂教习和临夏风林学堂的教师。后为凉州军阀马廷勷赏识,聘为管其大河家老家财务的师爷。从大的方面来说,当时统治甘肃、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两大家族除内部倾轧外,还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残酷的势力角逐,使得甘肃政局更加混乱,各族人民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牙含章在兰州上学的几年中,耳闻目睹了这种状况。从小的方面来说,当时他的家庭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父亲为保马廷勷家族的财产而殒命,导致家庭破碎,资财散失,经济状况一落千丈,牙含章自己又无法继续升学,还要照顾年幼的两个妹妹,今后将走向何方、命运如何,都是未知数。这些使他陷入国家、家庭和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之中,其心境何等的凄苦、何等的苍凉。在这种情况下,他研究花儿,表现出其精神上同下层民间心声融为一体。花儿中体现出来的人民性促进了他思想的觉悟,意识上同苦难的老百姓心心相印。花儿深厚的文学性,也试图引导他走文学道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花儿的苦难中追求光明的达观精神,促使他从思想上同苦难的中国老百姓命运紧紧结合,而引发自己对前途的积极追求。张亚雄参加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征花”时,牙含章便把自己研究花儿的文章《花儿再序》及精选的100多首花儿唱词寄给了张亚雄。不久,他随五世嘉木样活佛赴藏。其间,他从一张印度侨报上得知抗日战争爆发,便决定去延安寻找共产党,征得五世嘉木样的同意后,绕道印度、新加坡、经香港到达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对他积极追求人生的价值,产生了影响。 

    2002年11月,在我找过牙伯琴女士后,唐秀兰女士打电话向其现居北京的舅妈——牙含章的夫人鲁华女士询问此事。鲁华女士在电话中告诉她:现存放着一本牙含章先生保存下来的《花儿集》,书中有牙含章先生的批注和记号,若需要她可以寄来让我看。2002年11月30日,鲁华女士寄来了《花儿集》。这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的初版本,书中有牙含章先生的三段批注,和十多处用毛笔或红铅笔打的记号,标出他所撰写的文字。另外,对第七章《花儿再序》和第十章第五节《关于注释的话》一些排印中的漏字、错别字进行了校正。

    ●临夏研究花儿第一人

    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成果,长期湮没在张亚雄先生所著的《花儿集》中。张亚雄先生虽然在书中多处提到牙含章先生给他寄的文章、写的信件和搜集整理的花儿,但叙述比较零散,无法看出牙含章先生花儿研究的全貌,直到牙含章先生在《花儿集》上的批注的发现,以及牙含章先生的亲属们对其整理研究花儿的回忆介绍,才使我们对他著作的全貌及研究的整体情况,有了比较清晰地认识,才能做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 

    牙含章是临夏知识分子中整理研究花儿的第一人。先生生长在花儿盛行的地方,自小受到花儿的熏陶,熟悉并喜爱花儿,并能认识到花儿是人民心声的流露,也是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映。花儿歌唱纯洁爱情、讴歌真善美的艺术魅力常常震撼着他的心灵。花儿反映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惆怅和苦累,引起他对人们的同情;花儿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望,也增强了他对生活的信念。他研究花儿,既有对人民命运的关注,也有讴歌真善美的动机,以此激励自己追求光明的信心。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从了解人民的心声中,确定自己的前进方向。作为一名青年知识分子,牙含章在20世纪30年代,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进行花儿——人民口头创作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利用,已经明显地染上革命的色彩。因为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文艺运动领导的加强和“左联”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的实际要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开始迅速地关注民间固有的文学艺术。牙含章先生从花儿研究中鼓起生活风帆,走上了革命道路。花儿研究是牙含章先生早期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花儿著述”是牙含章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对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牙含章先生早期的思想,深入研究牙含章先生的早期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花儿著述是《花儿集》的精华

    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是张亚雄先生所著《花儿集》中的重要篇章和精华部分,他对花儿研究的思路,影响了《花儿集》的编写和出版。出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抗战时期的《花儿集》,是继袁复礼先生发表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大歌谣周刊上的《甘肃民歌选——话(花)儿》文章和31首花儿之后的一本全面介绍花儿的著作,这本书所提出的花儿学方面的观点至今熠熠放光。它是花儿发展史上的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张亚雄先生对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功不可没,对保存牙含章先生的著作也功不可没。牙含章先生的花儿研究著述是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这本著作的质量也是客观事实。综观《花儿集》全书,花儿学理论方面的建设,主要由“花儿再序”这篇文章完成。《花儿集》介绍花儿的文章共有3篇,即《花儿序》《花儿后序》和《花儿再序》。其中前两篇由张亚雄先生撰写,后一篇由牙含章先生撰写。牙含章先生论文附歌词选的编写方法也启发了张亚雄先生对《花儿集》编辑体例的确立。牙含章先生为《花儿集》的成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牙含章先生在花儿研究中所阐明的一些理论问题,对现在的花儿研究工作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的句、令、调三要素的观点,花儿是对歌的观点,花儿倒装句与藏语关系的观点,花儿会场的形成观点等,对于我们解开花儿学上的一些疑问和谜团,打开我们的研究思路,会有很大的帮助。 

    牙含章先生提出的保存花儿“原来面目”,保持花儿对唱的“旧姿”,和保护花儿会场不被“儒化”的主张,对现在抢救、保护、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编辑:马少华 责任编辑:山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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