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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人的书札》一诗到底是谁写的?

2020-05-18 来源:民族日报•中国临夏网  记者:陶柯  点击数:

   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五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诗一向被认为是明代兵部尚书王竑写的。但无独有偶,清代安徽桐城人张英也写过一首类似的诗歌: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仔细研读这两首诗,文字基本相同,略有差异。不同点有三处:第一,王竑诗第一句“捎书”改为“修书”,“为一”二字改成“只为”了;第二,王竑诗第二句“五尺”改为“三尺”了;第三,王竑诗第三句“万里长城”改为“长城万里”了。从这两首诗的主旨看,也完全相同,都是主张礼让邻居的。这两首诗都演绎出了一个礼让故事,形成了两个“仁义巷”:一个在甘肃临夏市,一个在安徽桐城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给家人的书札》一诗最初到底是谁写的?是王竑还是张英?相应的,两个“仁义巷”究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呢? 

    笔者通过认真研读有关文献资料并仔细思考分析,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首诗最初的作者无疑是明代兵部尚书王竑,最初的“仁义巷”无疑也出现在甘肃临夏市。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时间上看,王竑这首诗出现的年代更久远。王竑是明代中前期人,主要生活在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时期。他的这首诗大约写作于明宪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年至公元1457年),而张英主要生活在清代康熙年间(公元1637年至公元1708年),因此不可能王竑模仿张英此诗,而是张英模仿了王竑此诗。 

    第二,从两个人生活经历看,王竑一生的经历更符合这首诗所写的内容。这首诗中所写的宏伟的万里长城和与万里长城有关的秦始皇,特别是万里长城,应该说王竑比张英更为熟悉。王竑曾于正统十四年农历十一月,在明朝军民取得京城保卫战胜利不久,经民族英雄于谦推荐,奉命镇守过长城咽喉之地居庸关,并修缮过居庸关城垣。他还多次带兵在长城附近击败过入侵之敌。而纵观张英,其一生基本上是康熙皇帝忠实的御用文人,他长期的实际工作是给康熙皇帝当秘书,对长城远没有王竑熟悉。因此从内容上看,此诗的最初作者应该是王竑。另外,从更深刻的历史背景上看,明代为了防御蒙古贵族势力入侵中原,特别重视对长城的修缮。从明太祖洪武年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经过20次大规模的修建,在原有长城的基础上,修成了一条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辽东虎山,全长6350公里的长城,这也是现在人们所见到的大部分长城。而清代由于满族统治集团本身来自关外东北,加之清代武力强盛,其疆域远在长城之外,并不重视长城的作用。清朝统治者的这一观念不可能对张英没有影响,因此,从这一点看,此诗的最初为作者王竑更合适。 

    第三,从人格上看,王竑一生正直清廉,正如明代进士马应龙在《重修庄毅公祠堂纪》一文中所指出的:他“历官三十载,家无余资。还政二十年,德无少玷。”并有硕大的胸怀,勇于礼让,甚至能够宽恕曾经侮辱过自己的品性不端之人。例如明英宗复辟后他遭贬时,清河卫单指挥曾用极不道德的卑劣行为侮辱过他。王竑复职后,该单指挥因为惧怕王竑报复治罪,在家中诈死作殡。乡人将其押送至王竑都衙,希望王竑惩处他,王竑却让乡人松绑放人,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张英也清廉正直,但他重视个人享乐,这是史书有明确记载的。例如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张英向康熙皇帝请假回家重新安葬父亲。安葬毕后,他就在家乡龙眠山构筑房屋,居住数载。他在退休后的《夏浅》一诗中写道:“旧营花坞三间屋,新购溪桥十亩庄。”张英也有礼让精神,但相对王竑而言,还逊色许多。反映在诗歌中,王竑《给家人书札》是“让他五尺有何妨?”;而张英则是“让他三尺有何妨?”“五尺”和“三尺”虽然相差“二尺”,但反映的二人襟怀却大不相同。因此,此诗歌的最初作者,以王竑更为合适。 

    第四,从二人诗歌修养和风格上看,王竑也应该是该诗的最初作者。王竑不仅是明代著名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诗人。他在《西溪有感》一诗中曾说:“半生落魄诗千首”,一生写有上千首诗歌,有诗集《戆庵集》和《休庵集》。明河州志就记载有他写的诗歌15首。王竑诗歌风格多样,他退休前的诗歌,多雄浑豪壮。张英也写有一些诗歌,但数量不多,算不上诗人。纵观张英现存数十首诗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兼有山林与台阁二体,呈现淳雅自然的风貌”,缺乏雄浑豪壮之气。张英诗歌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风格,同清代“文字狱”大盛有关,也跟张英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形成的“臣术惟敬慎,庶几保厥终”谨小慎微的性格有关。而《给家人的书札》一诗,前两句诗如诉家常,但后两句诗突兀而起,写到雄伟的万里长城和修建过万里长城的号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气势雄壮。诗如其人,这种气势雄壮的诗,只有胸怀天下,充满英雄豪气,敢于廷除权奸和率领千军万马同顽敌拼杀过的王竑才能写出来。因此,从该诗的风格来看,最初作者也应该是王竑。 

    张英这首诗和相应出现的安徽桐城“仁义巷”,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王竑精神影响之大。首先,张英能够写出这首诗,跟王竑的英雄事迹对后代的影响有关,特别是王竑在明景泰年间担任总理漕运兼两淮巡抚期间,不但使漕运畅通,而且积极设法救济两淮数百万灾民,深得民心。张英所处时代离王竑不远,从小一定听过王竑故事,并熟知王竑所写这首《给家人书札》一诗,由于崇敬王竑礼让精神,很自然在自己家人也遇到类似邻里之争时,就效法王竑写出此诗《给家人的书札》。其家人接到他家书后也按照他家书办理,于是也形成了一个“仁义巷”。 

    那么,为什么张英所写的这首诗和安徽桐城“仁义巷”反而流传更广呢? 

    其一,张英家族地位显赫。张英为清代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长期担任康熙皇帝秘书,先后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平定朔漠方略》等总裁官,名震天下。其子四人皆中进士,其中二子张廷玉也极为显赫,非同一般,官至宝和殿大学士,曾经担任《明史》、《康熙字典》主编。如此显赫的家庭,其事迹难免会传播更广。 

    其二,张英家乡安徽桐城宣传力度大。他们将“六尺巷”的故事编成黄梅戏演唱,影响很大。 

    其三,临夏地处偏僻,“仁义巷”的故事没有录入文献史书。 

    今天,我们为王竑作为家乡人第一个写出《给家人的书札》一诗感到骄傲,但我们更应该重视王竑《给家人的书札》一诗,加强临夏“仁义巷”的宣传,让它在当前临夏文化建设和旅游事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责任编辑: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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