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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少将鲁瑞林

2020-04-27来源:民族日报•中国临夏网  记者:马廉朴  点击数:


            鲁瑞林将军简历

    鲁瑞林,生于1911年,临夏县民主乡鲁家沟村人。少时家贫,放羊砍柴,读书不多。民国16年(1927年)国民军孙连仲部驻临夏,鲁瑞林投军。民国20年(1931年)11月随部参加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不久,所在部队连长和部分班、排长密谋杀害指导员,煽动士兵哗变,他得知情况后立即向指导员报告,使哗变未遂。鲁瑞林在第四、五次反“围剿”中作战勇敢,苏维埃《红星报》给予登报表扬。因战功显著,升任红五军团某部营长、科长、军供给部政治委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鲁瑞林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三纵队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副军长、六十二军政治委员。参加了山西上党、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进军西北战场后,参加咸阳、扶眉阻击战和西安保卫战。 

    1949年底,鲁瑞林奉命率部进军大西南,行程万里,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军队6.8万余人,剿灭土匪8万余人,巩固了凉山地区的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军政治委员、西康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凉山工作委员会指挥部党委书记、西南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7月14日9时12分在广州病逝,享年88岁。

    几年前,一部反映抗战的电视剧《亮剑》风靡一时,剧中有一出李云龙端了日军观光团的戏特别精彩。而这出戏的原型,来自于抗战中的一个真实故事: 

    1942年4月,时任3分区司令员的鲁瑞林同志从情报中得知,日军一支机械化部队将于4月5日上午由榆社开往武乡,并计划于16日接应日军从长冶、沁县请来的“观光团”返回榆社。鲁瑞林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昌义决定抓住战机,在白庄打一场伏击战。在作战中,分区侦查分队拦头,决7团截尾,决9团打腰,并布置公路两端由武东、武西民兵堵溃打援,还通知了武乡飞行射击、爆破组的同志把地雷埋设在公路两侧的树坑。15日傍晚,伏击部队秘密开进设伏地区。两个小时后,突然听到汽车马达声,敌人果然来了。只听雷声一响,全线一起开火。激战两个小时,全歼日军高木联队第112中队少佐以下226人和20多名日军“观光团”成员。这次战斗,3分区参战部队和民兵受到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通令嘉奖。指挥这场战斗的司令员,就是出生在临夏的鲁瑞林将军。

    长征路上九死一生

    鲁瑞林为人诚实,宁都起义后被推选为士兵委员会主任,随后被选派到红军学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在连长受重伤、排长也受伤的情况下,身为政治指导员的他不得不临时担任指挥。这是他第一次指挥打仗。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反败为胜,以不到100人的兵力俘虏了敌人100多人,因战绩突出受到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最早的机关报《红星报》宣传表扬。《红星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1931年12月创刊于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由邓小平同志主编。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地位相当于长征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能够得到《红星报》宣传表扬实属不易。不久,鲁瑞林被提拔为营长,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鲁瑞林随红五军团撤离江西兴国,8.6万余红军主力从江西开始浩浩荡荡的长征,红五军团担负起殿后的重任。鲁瑞林所在十三师红18团参加了突破湘江、抢渡乌江、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长征系列战斗。长征是鲁瑞林同志戎马生涯里最艰苦的一段,他几度受伤,九死一生。在掩护中央军委和机关撤离娄山关时,他率全营官兵担负阻击,虽然身上3处中弹,仍出色地完成任务。他经历千难万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屡建奇功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部队改编后,鲁瑞林同志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科长,后来先后任太行军区五分区副司令员、政委,三分区司令员、二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时任太行五分区副司令员的鲁瑞林受刘伯承、邓小平委托,赴河南省武安县国民党冀察游击第二师范子侠部,争取该部起义,改编为八路军。在任太行三、二军分区司令员期间,参加旧关、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安阳、白晋、磁县、武安、涉县、林县、百团大战等战役。安阳战役中,他和政委王一伦率部在曲沟、水冶间设伏阻击日伪增援部队,一天内打退日军5次反扑,保障了战役胜利完成。史书记载:“在历次战斗中,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率部冲锋陷阵,并不断总结作战经验,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总能以少胜多,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才能,为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一位临夏籍记者在广州走访原广州军区副司今员鲁瑞林将军时,他给记者讲述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42年,鲁瑞林担任太行三分区司令员兼决死三纵队副司令员,管辖包括祁县、榆社、辽县、武乡等7个县,辖区内驻扎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党校、抗大6分校、新华日报社、黄崖洞兵工厂等重要单位。5月中旬,各部正在准备反扫荡时,日军扫荡出乎意料地提前了。5月25日,他和3专署专员邓兆祥带着分区机关几名干部、侦察员和反战同盟成员下乡布置“反扫荡”工作时,与一队日军遭遇。一位姓陈的警卫干事在侦察时被日军抓获,因为穿的是便装,没有暴露身份,被日军拉着奔袭5旅原来驻扎地王家峪。趁着日军休息,小陈挣开捆绑的绳子,顺手还拿了日军刚刚看过的一张地图。 

    鲁瑞林同志发现这张图是日军作战行动计划要图,图上标注着行军路线、兵力使用以及到达时间和地点等。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他和同事们多方联络,终于获悉代号为12号的彭德怀就在20里外的南山头通讯联络点。他和司令员一起直奔南山头。通过这张地图,发现日军出动了3万人、分4路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还组织了几十支刺杀队,带着大炮、机枪等,寻找我部重要单位。彭德怀看完地图马上通知各部队和军分区立即转移,保护了很多重要单位和领导。日军的这张作战地图绘制得非常精确,还对太行军区之后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根据这张地图提供的情况,我军迅速掌握了敌人此次大规模扫荡的意图和兵力部署,使我军很快变被动为主动,粉碎了敌人通过大扫荡一举消灭八路军总部的阴谋。 

    1944年中到1945年6月,八路军太行军区在局部反攻日伪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此基础上,太行军区决定扩大战果,发动安阳战役,痛击日伪。太行军区发动安阳战役的主要目标就是歼灭安阳外围伪军第一路剿共军司令李英部,解放平汉路以西、观台以南、鹤壁以北地区。长期以来,李英甘心为虎作伥,在日军的卵翼下,他在安阳城内外大肆修筑据点、碉堡群,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阻挠山区和平原地区的联系。其手下有3个旅和3个游击总队,总兵力有4800多人,装备优良。 

    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太行军区调动了9个主力团参战,包括3、4、5、7、8共5个军分区8个主力团,再加上“集总”警卫团。林县、安阳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作战,所有参战部队分为3个支队,大约有3万人。第三支队由鲁瑞林和政委王一伦指挥,主要是打援。6月30日清晨5点,他们发现来自安阳援敌日军第74大队士官教导队100余人和伪军60余人进入北流寺村,于是我796团和14团随即对援敌展开进攻,并将援敌三面包围。第一支队在攻占曲沟集后,主力回师配合第3支队,将援敌四面包围,打退日伪5次反扑,将敌军压制在村内。随后,我军两个主力团攻入村内,同敌人展开巷战,敌军退守北流寺村东北角地主院内孤守待援。安阳日军分乘两辆汽车来援,在徐家坟被2团伏击。北流寺战役中,全歼了日军第74大队士官训练队,使之无一漏网。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原定三天完成的战斗任务,结果一昼夜就胜利完成了。在安阳战役第二阶段,第三支队攻打众乐。经过两天战斗,将安阳以西、观台以南、鹤壁以北地区的日伪据点全部拔除,并将李英部第2旅、第3旅残部以及伪林县游击支队悉数消灭。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主要是扩大战果,消灭观丰铁路及汤阴地区之敌。7月4日,我军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在近万名民兵自卫队协助下,连续三昼夜破击观丰铁路,将观台至鱼羊镇之间的铁路拆毁殆尽,抬走700余根铁轨。安阳战役从6月30日开始攻击,至7月6日战斗结束,历时7天,歼灭了伪军第一路剿共军之第2旅、第3旅大部、伪林县游击队第3总队、伪独立第2团、伪暂编9师26团及日军士官训练队,攻克日伪据点30余处,解放国土1500余平方公里,人口35万,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解放区。这次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太行军区大反攻的一次演习。

    解放战争英勇善战

    日寇投降以后,太行军区的二、三、四分区合并为太行第二军分区,由鲁瑞林任司令员。1947年2月,鲁瑞林调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任军区司令员。1948年先后任华北第一兵团十三总队副司令员、十八兵团前委委员,参加了解放山西之上党、临汾、晋中、太原等诸多战役。 

    1949年,他任十八兵团六十二军政委。太原解放以后,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奉命编入第一野战军序列,受彭德怀司令员指挥,配合第一野战军主力进军西北,消灭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武装势力。在陕西参加了咸阳、扶眉等战役。7月11日,扶眉战役中,歼敌4个军;7月28日,在陇山要隘固关峡歼灭敌骑兵第四旅。进军甘肃后,按照部署,第一野战军与六十二军为左路,取道陇西、临洮、临夏,直捣马步芳西宁老巢,切断兰州守敌退路。六十二军按照彭德怀的指示,越过陇山,沿甘谷、武山、临洮向临夏前进。 

    1949年8月21日,第一兵团直趋临夏城,因韩起功的新编军渡过洮河后士兵即溃散回家,所以解放军未受阻拦。王震司令员率部于是日抵达临夏,受到人民热烈欢迎,和平解放了临夏。8月23日,六十二军一八五师由康乐向临夏进军中,在松鸣岩地区与从天水逃来之敌九一军六九一团、工兵二十七团、宪兵营遭遇,俘虏敌军700余人,我军无一人伤亡。 

    23日,王震司令员派汽车到和政接鲁瑞林至临夏,根据西北局一野前委决定,任命鲁瑞林为临夏军事管制委会主任及临夏督察专员公署专员。25日,在临夏东校场召开的5000多人庆祝临夏解放大会上,宣布了这一任命。六十二军各师抵达临夏地区之后,除留一八六师驻守外,军主力于永靖县乘筏及牛皮胎迅速北渡黄河向西宁挺进。9月5日,进至青海省民和、乐都时,西宁已经解放,六十二军遂停止前进。 

    鲁瑞林接受任命后,即从六十二军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宁定(今广河)、和政、永靖、康乐、夏河等县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尊重当地民族习惯,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同时,认真做好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得到了地方各民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如拜学忠、张质生、张乐山、马全钦、卢曜天、马斌等人的支持。他们积极协助政府,在收缴武器、维持治安、筹备粮款支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鲁瑞林深入做好在夏河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黄正清的工作,使夏河县于9月2日和平解放。

    挺进西南剿灭残匪

    1949年11月4日,鲁瑞林离开临夏,带领一八六师到陇南地区休整,准备向西南进军。1个月后,六十二军从岷县出发。12月9日,为争取国民党一一九军起义,六十二军进入武都,随即挥师入川。当时国民党军逃至四川、西康的残余部队尚未全部肃清,各地方社会恶势力与土匪也很猖獗,六十二军遂投入了剿匪反霸的艰苦斗争。 

    关于剿匪反霸斗争,鲁瑞林同志在他的《解放西康,建设西康》一文中是这样写的:“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1949年12月9日,长期统治西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发出通电,宣布西康起义。西康和平解放一个月之后,1950年元月15日,六十二军党委在四川广汉召开扩大会议,军长刘忠同志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继续进军西康、稳定西康、建设西康的命令’。讨论了刘伯承同志的重要讲话,明确进军西康的重大意义,充分估计入康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统一思想认识,制定解放西康的战略方案。” 

    “当时西康土匪猖獗,从新津到雅安百余公里之内,到处是土匪骚扰,炸桥梁,毁公路,破坏我军入康的给养供应线,阻滞我们入康,为胡宗南争取时间拼凑反动势力,妄图依靠西康抵抗解放大军彻底解放大西南。在军管会成立之后,正值春节,我军被围困在雅安城内。距城三四十华里的金鸡关、麂子岗、飞仙关通往雅安的必经之路,都被土匪控制。原青年党西康党部的反动分子纠合刚叛变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的手枪连、通信连组成‘中国全民反共救国军’,勾结雅安的恶霸、保长,利用民团,裹胁群众,围攻雅安,炮弹落入廖志高同志的办公室内。土匪围天全,攻雅安,烧名山,压荥经,占芦山,断绝交通,城市孤立,到处杀人、放火、强奸、抢掠。我军在邛崃、名山一线遭到土匪的攻击,短短十几天就打了十五次仗。敌人严重威胁我入康的补给线,西康区党委不得不电请西南局,请求空投银圆、物资,以维持供应。这时,我和军部都在成都,我焦急万分,深知刘军长率领的先头部队面临严峻形势。” 

    “从成都到雅安,不过一百多公里路,由于土匪猖獗,沿途受到阻击,车队只能走走停停,几个小时也没走出几十里地。我看到这种情况,心中非常着急,我冲着警卫营长道:‘同志!你知道吧?在雅安的刘军长和廖政委等我们等得心焦啊!我们早到一步,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支援。你告诉部队,监视好敌人,只要他们不冲下山截我们的车,你们不要理他,兼程赶路。’这道命令下达后,车队立即加快了速度,就这样百十多里路,整整走了一天。” 

    “当先头部队快到雅安城时,受到了上千群众的欢迎。军政治部主任高德西同志也告诉营长说:‘让同志们唱起我们雄壮的军歌来。’霎时,‘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歌声四起,震动山谷。” 

    1950年6月之后,残留在西昌地区的匪特勾结封建官僚、惯匪、伪乡(保)长、反动军官、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重新组织反革命武装,妄想东山再起。他们在越西的盐边、岩源煽动反革命叛乱。我驻军小分队和武装工作队与敌展开激烈战斗。7月1日,我一八四师五五一团五个连和五五三团一个连,南北夹击,配合驻守部队展开清剿,先后击毙匪首华德清、张金汉,俘匪首古城条等(以下)600余人。 

    西昌地区大匪首张玉林、诸葛绍武等在西昌大桥山策划大规模暴乱,先后于8月下旬包围我盐边的毕山、盐源的白盐井、会理的姜州、太平场等地。9月19日,又包围我德昌城、昭觉的天地坝及西昌的黄水塘、川兴堡,进逼西昌城。我军区党委及时研究敌情后,命令西昌分区集中兵力,先彻底地歼灭几股主要匪特,并令雅安和康定分区各抽一个营分别接替城西、冕宁两县的防务,调五五一团加强南部地区的剿匪兵力。8月20日,我军集中五五〇团与五五二团两个营,对两股匪特进行合围。接着,我五五〇团主力进剿马宗岭股匪,五五二团及五五一团主力分别向德昌、西昌之匪展开猛烈围攻,战斗五个昼夜,将匪徒大部歼灭。 

    一八六师从1950年8月下旬至1951年2月,历时六个月,胜利结束了在黔东南、香江、剑河、黎平、从江、榕江六个县的剿匪任务,经历大小战斗110余次,歼灭匪首黔东南绥靖司令谢吉饮,黔省大特务头子、电台台长柏家华、杨体仁等,歼灭匪徒31168人。就在一八六师赴贵州剿匪的同时,盘踞在西康凉山南部金沙江北岸的土匪“反共救国第一路军”司令龙玄武纠集两千多人发动暴乱。我一八四师五五一团、五五二团各一个营,配合兄弟部队向匪盘踞的耿堡地区进击。10月11日,在我军与金沙江南岸的兄弟部队合攻下,经过一昼夜激战,歼匪1200余人,俘获匪首苏慕武、唐生洲。从1950年3月到1951年3月,经一年的剿匪斗争,股匪基本歼灭。 

    鲁瑞林在总结对西南地区的剿匪战斗时说:这既是解放战争的继续,又不同于那种大规模阵地战,而是一次特殊的战争。

    和平年代保持本色

    1951年初,鲁瑞林奉命前往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速成班学习,以增加新的军事知识,提高指挥才能,历时年余于1952年7月毕业。毕业时被评为优等生,获得院长刘伯承的嘉奖令。 

    鲁瑞林毕业之后,任西南军区公安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参谋长、凉山地区工委书记。成立凉山工委时,把四川的乐山、云南的昭通、西康的昭览等地归凉山工委统一领导。工委为安定地方秩序,加强民族团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受到西南局的表扬。1955年,西南军区撤销,鲁瑞林调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昆明为我国西南重镇,外事往来较多。鲁瑞林协助昆明军区秦基伟司令员,恪守原则,从容应付,人多称其稳练。他在昆明军区连续工作20多年,负责边防战备,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援越抗美政策。1967年,鲁瑞林任昆明军区党委副书记、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转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9年和1973年,鲁瑞林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7年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后任顾问。1978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虽年逾古稀,但精神不减,仍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为培养后生撰写革命回忆录,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深情回忆彰显人格

    鲁瑞林将军虽身居要职,却一直保持着革命本色。他儿子鲁五一回忆讲述了有关鲁瑞林将军的几个小故事。 

    据鲁瑞林长子鲁五一回忆:我曾经向父亲提出过想改名字,觉得“五一”这个名字有点儿幼稚,父亲没有同意,那时候我才知道这名字大有来历:1945年5月1日晚上,太行军区文工团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贺龙等人都在场,演出结束时我正好出生,大家都来看望我这个新出生的“太行的儿子”,刚好那天是5月1日,大家提议给我取名“五一”。 

    鲁五一讲述道,新中国成立后,他跟父亲回贵州,父亲指着遵义会议的那栋楼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就是他的营在负责保卫工作。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那个时候,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已经打出名了,组织相信他。父亲一共过了五次草地,他跟我们说,第一次过雪山草地是最艰苦的,实在是太苦了,他都怀疑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因为是收尾的殿后部队,后有追兵围追堵截、前面所有能吃的都没了,连野草树皮都没有,父亲差一点丧命。当时部队给他配了一匹马,马背上驮着文件、资料等东西,饿到不行了也不能杀马,因为马驮的东西人是扛不动的,也幸亏有那匹马,它把我父亲从草地上带出来。父亲当时生病,又病又饿,双腿发软,走不出去就只有死路一条,他迷迷糊糊拽着马尾巴走出来,一出草地就瘫倒了。 

    鲁瑞林将军由于文化程度低,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自要求他好好学文化,并耐心地教给他具体学习办法。刘伯承说:一个是每天写日记,把经历的重要事情、感受记下来,可以备忘,还可以锻炼思想的条理化,提高写作能力;一个是多读书,先坚持看完《水浒传》《老残游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3本书,逐渐养成读书习惯,从书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再一个是经常总结工作经验,写工作总结。刘伯承打了个比喻说:经验好似一堆零散的钱,理论好似一根钱串子;用理论把经验总结出来,条理化,就像用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了起来,好拿好用。正是严格要求,使他退休后撰写了《从马夫到将军》和《西南三十年》两部长篇革命回忆录,出版的费用都是自己的积蓄和子女们资助的,没向组织要一分钱。 

    鲁瑞林将军将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对金钱和财富淡然处之。在长征中他担任六军团供给部政委,这期间发生了“五百银圆事件”。一次,他带着500块银圆,和一位秘书一起进城给部队买鞋。当时,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刚进城,城门口有国民党官兵把守,秘书胆小不敢进,他就先进去了。没想到这位秘书不仅没进城,还跑回部队说鲁瑞林带着钱跑了,于是部队就发通缉令,说是见到他就一定要抓起来。 

    但鲁瑞林对此完全不知情,他进城找到一家卖鞋的老板跟人砍价,老板主动提出要给回扣,被他拒绝,最后带着一大车鞋运回部队。回到部队,他去找萧克汇报,萧克见到他很惊讶,问道:“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当鲁瑞林把买鞋经过汇报完毕,真相大白后被记了一功。



编辑: 责任编辑: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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